解讀藝術家嚴正學的出獄之作

我這輩子接觸不少藝術家，他們的藝術品，包括行為藝術對我都不無啟發。其中兩位西方名家因為推崇東方文化愛屋及烏而愛護我和我的詩作。美國藝術家巴雅士（James Lee Byers 1932-1997)身患癌症後還一再請我去日本餐廳，說是他想吃吃不了，讓我幫吃……他過世後，我在與一位德國同行談起他時，突然明白，巴雅士視生活為藝術，他生前那些讓我莫名其妙的行為豈不都算他的藝術？現在回想起來，他在我不知不覺中就消除了我思想中的好些框框條條。

而德國藝術家印門朵夫（Jörg Immendorff 1945-2007）得了肌肉萎縮症後還為我的詩集《悟空》創作了幾十幅版畫，結果讓我的第三本德語詩集擴展成了集詩歌、版畫和裝幀為一體的藝術精品。就因為有印門朵夫這樣的外國人贊助，我才可以義務抵擋中共的紅色宣傳和滲透。

各有使命

無論如何，誰都沒象嚴正學那樣讓我驚嘆和震撼，雖然我對這位藝術家的瞭解極其有限，郵件來往也只有一次。

二零零六年，我因郭飛雄遭排斥而查出余傑在大陸名列專著《文壇剽客》排行榜第二，象吳弘達一樣同屬能把謊言說得義正詞嚴的偽類後，為支持高寒等筆會成員罷免余傑及其同夥，特意撰寫《從罷免談起—余傑和丁子霖之我見》加以聲援。也是筆會成員的嚴先生對此文的反饋為：“徐沛女士深入淺出剖釋,為我敬仰,余傑作為自毀其德！嚴正學08/05/2006”

 

三年後，高寒被獨立中文筆會開除，嚴正學再次從中共魔掌中生還，余傑則依然在挑撥離間，對中共“小罵大幫忙”……而已因余傑們的惡劣行徑遭到質疑和分裂的獨立中文筆會此次又因李建強（劉路）而受到破壞。畢竟嚴正學以為他是筆會派去的，而這個偽人權律師卻與中共一明一暗對英雄進行了痛不欲生的迫害！

嚴先生的“罪行”無非在於他是個有良心和擔當的藝術家，他“給自己定下了這一世上獨一無二的行為藝術作品的主題和形式：以公眾關心的典型事件為主題，以法律訴訟為形式，從而將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改善和解決的方法，像藝術作品一樣展示於世人，讓人們去思考，同時通過這一創作過程中的司法實踐促成社會的進步。”

這是與我同代的女藝術家嚴隱鴻對父親的認識。二零零七年四月初，我在獲知她為父親的呼籲後，就有心聲援，無奈那時我正在紐西蘭。四月下旬回到德國後，轉眼就己兩年半，而一切恍如昨日。

我收到嚴正學出獄後致筆會的第一封公開信後，立即回信向他表示“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正眼看待劉路，更不會相信他對您的誣蔑。請看我的一篇相關文章（誰有“毛”病？（袁紅冰—劉路）），請您千萬保重！”

劉路帶有明顯的中共特色，這是我在第一次讀到他名下的文章就得出的結論。從二零零六年到零九年，我至少在三篇文章中揭露劉路的共特事實。遺憾的是，劉路這三年多來卻一直能在民運陣營中挑撥離間，騙人害己，居然騙到了中國民運的大本營紐約。他還被指控從紐約設計企圖謀害那時還在泰國申請難民的曾節明一家。

嚴正學真不愧為能榮獲“顛覆國家政權”貴冠的第一位中國藝術家，他一走出監獄，就創作了震撼人心的行為藝術，用血書把共特釘上了恥辱柱！

顛覆暴政

五四以來，中國大陸的藝術家越來越少，到了中共篡奪政權後，藝術家們遭受了殘酷的迫害，死的死，殘的殘，身在中國大陸的藝術工作者無不被摧殘甚至被閹割。嚴正學也曾被迫以畫毛像為生。

我由衷地敬佩嚴正學就因為他不僅是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 還敢於在暴政下捍為人的尊嚴和權利。他用生命創作的藝術品不僅獨特，且有道義，他擔當起一個非人社會的良心，是位心甘情願為公益嘔心瀝血的藝術家。

這位在共產專制下為了自由四處流浪的藝術家曾是馳名中外的圓明園藝術村的村長。一九九三年，他起訴北京市公安局暴力侵權， 創作了旨在檢驗中國法制真偽的“行為藝術”，檢驗結果是愛子突遇車禍而亡，他自己遭受酷刑和囚禁近兩年。等他走出監獄時，聚居同一村莊的同行們已被中共當作不穩定因素驅逐殆盡。印門朵夫在一九九三年首次去北京舉辦展覽時走訪過圓明園藝術村，就是那次回來後他才對我產生了興趣，並通過一位日本藝術家找到我。遺憾的是，那時我還不知道嚴正學，也不知他們是否有緣相會。

可惜從事藝術工作的大陸人不少，但象嚴正學那樣明白和勇敢的藝術家難覓，否則，蜚聲中外的圓明園藝術村不會就這麼輕易地被中共破壞。有位文字工作者表示在他投奔藝術村前，“村長是嚴正學，據說由於他不瞭解國情，被逮進局子去了。”最後他評論到：“在咱們這里，警察的工作就是打人。這就叫國情。要是嚴正學理解這個國情，就不會消失了。”

是啊，在中共的謊言和暴力專政下，大陸人包括知識人多半失去了反抗的本能和勇氣。他們象行屍走肉一樣地活著，而不知道人活著就該捍衛尊嚴，追求自由，尋找真理。象嚴正學一樣秉持“士可殺不可辱”和“士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藝術家實在希罕！

中共不擇手段獲得是二零零九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主賓資格後，我一有機會就宣講：在中共的統治下，只有願意接受中共強姦和閹割的文字工作者才能被派到書展來代表中國作家，真正的作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流亡。 而德國漢學者很少註意到中國作家。

所以，我這個從來不去書展的閑雲野鶴，那年決定親自到書展為被囚禁遭迫害的嚴正學們發聲。

德國的一個人權組織在我的建議下租了一個四平米的展台，把它佈置得象個監牢， 我則以嚴先生為榜樣搞行為藝術，象囚徒一樣坐在這個假監牢里抗議中共對大陸各民族精英的迫害。

嚴正學在一九九六年走出監牢後立即舉辦畫展。他在畫展開幕式上表示，“我是個藝術家，政治家鐵腕操縱下的種種舉措，對我只是一種生活的體驗。兩年來我在牢里寫下的50萬字的日記，畫下近百幅的畫足以表明我沒有白活！孤獨的監禁使我只能和自己的心靈對話，而藝術家的不幸正是藝術的大幸。”

二零零九年嚴正學一走出監牢就控訴李建強（化名為劉路、康平和張清揚等）如何以“人權律師”之名誣陷和坑害他和別的獄中作家， 雖然十六年前的“車禍”又降臨嚴家人的頭上 。老天保佑，此次嚴太太只是腳部受傷。

雖然中共才大氣粗，能夠收買西方政客、形形色色的行屍走肉，包括在西方拿了政治庇護的大陸人包括獨立中文筆會成員，但嚴正學等同行的存在讓我絲毫不懷疑中華兒女在不久的將來就能解體中共，顛覆暴政。我也希望嚴正學能明白導致“中國犬儒知識分子如過江之鯽”的不是中國古文化，而是中共黨文化。以余傑為代表的偽類全不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而是五四狂人的後繼者。

以中華古文化為榮的我還在法蘭克福書展與熱比婭夫婦以及各民族的文化精英一起共同申討中共暴政，代嚴正學們討還公道 。  

萊茵河畔  2009年9月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