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書展上的紅牢囚徒

中共不擇手段地獲得二零零八年的奧運主辦權後，又不惜血本成為法蘭克福書展二零零九年的主賓。

身在德國的我先奮起抵制中共在德國的紅色宣傳，譴責張丹紅們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濫用德國之聲為中共暴政塗脂抹粉；當然也不能任由中共這個侵犯人權的冠軍前來德國代表中國。

為了與馬列子孫唱對台戲，我在打了無數電話，寫了無數電郵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三號晚上趕去法蘭克福，以便在第二天書展開門後能及時出現在三號展廳的一個模擬紅牢中。 

這個由名為“支持受威脅族群”的國際人權組織租賃的展位只有四平米，一半是個用銅柵欄圍起來的模擬牢房，頂端掛著一個黑底白字的木牌，上面用德文說明大陸目前有六十四位獄中寫作者，另一半是用來擺放相關資料和簽名聲援的展台。在十八號書展結束的五天里我就在這四平米里度過了絕大部分時間，目的是告訴參觀者：在中共的獨裁專制下，中國是個大牢，居民沒有人權和自由，誰要行使自由寫作的人權便會遭到各種迫害，包括失去人身自由。

真囚徒探望假囚徒

我在法蘭克福書展的紅牢中，用笑臉迎接了無數陌生的參觀者和來探監的同道，其中包括昔日的中共囚徒王容芬、熱比婭夫婦和貝嶺。

在我眼裡， 王容芬算是華人中的反共先驅。中共在大陸篡奪政權時，她還不到四歲，雖然她從小就被迫接受中共的毒害，但她卻在二十歲時就發現毛澤東政權與希特勒政權的相似之處，並敢於直言不諱，以死抗爭。王容芬應該是一九四九年後最先公開唾棄共產黨的中華精英之一 ，她宣佈退出共青團那年屬於八九一代的我才剛剛落地。

在中共用坦克鎮壓了八九一代推動的中國民運後， 在社科院當副譯審的王容芬便移居德國，而我其時剛開始在德國的留學生涯。但我是因抵制張丹紅們的媚共言論才與王容芬等各界反共人士走到了一起。

王容芬從二十歲到三十三歲都是在紅牢里度過，經受了十三年的非人折磨。她出獄後還能著書立說，成家立業，表明她的素質非同一般。我難以想象我能經受得了紅牢地煎熬，所以，我只敢躲在德國抵制紅禍，聲援大陸民眾沖破紅牢。

王容芬在法蘭克福書市開展第一天來看我時，還給我帶來了自己烤的蛋糕。我這個假囚徒在假紅牢中的生活與昔日的王容芬們和現在的清水君們的獄中生活豈能同日而語？絕對是個表演！

熱比婭夫婦則是在書展組織者等相關人員的陪同下來探紅牢的。我和他們用漢語交流，他倆的漢語聽起來很象德國人的漢語，讓我樂不可支。

熱比婭夫婦分別被中共囚禁了六年（一九九九—二零零五）和八年（一九六九—一九七七）。熱比婭的現任丈夫斯迪克（一九四四生）於一九六一年就讀新疆大學，在文革時組織了維族反共組織，並於一九六八年五月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游行，要求自治，算是維族中的反共先鋒。他的第一次婚姻因他入獄而破裂，但他卻符合堪稱巾幗英雄的熱比婭對“愛的十個條件”。當熱比婭在斯迪克出牢後慕名前去探望時，雙方一見傾心，並於一九七八年排除各種困難而結成反共夫妻，一起為維族爭取人權。

後來，斯迪克因揭露真相，比如，指出紅色歌手王洛賓盜用新疆民歌來拍中共馬屁而遭到迫害，於一九九六年流亡美國。熱比婭則因傳遞被中共隱瞞的信息於一九九九年八月被捕，在國際壓力下，熱比婭於二零零五年被中共流放美國。  

熱比婭來到美國僅四年就在中共的打壓下名揚全球。她的人生經歷和個人風範也很得人心。中共試圖用熱比婭在其迫害下的認錯或用她孩子在壓力下對媽媽的辱罵來損害熱比婭的聲譽，這只能折射出中共的可恥與邪惡。 

我很高興能與各族精英齊聚法蘭克福，共同聲討共產黨對各族人民的迫害。

最大的被威脅的民族 

在書展的五天里，我淺嘗了紅牢的苦頭，體察了自由的可貴。五天里書展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我因要坐牢，失去了好些難得的機會。

不過，我畢竟是自由人，除聽了王容芬等的講演外，還被邀去大紀元的展位與那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對話，當時只聽說她是專門到大紀元展位表示對遭受中共打壓的獨立媒體和寫作者的支持。展位上因她的到來而擠得水瀉不通，幸好置身媒體包圍中的仲維光沒有忘記叫我，否則，我沒法擠進去參加與米勒的公開對話。一年後劉曉波中諾獎後我才獲知米勒原來是齊奧塞斯庫的紅人，後來篡改逝去同鄉的自傳騙得諾獎。更多請看王蓉芬的解析：https://www.rfi.fr/cn/欧洲/20110224-王蓉芬解《呼吸秋千》之谜

我為書展準備的制服是件前面印著“天滅中共 退黨保平安”，後面印著“不給中共陪葬  快快退出黨團隊”的紅色體恤衫，我不敢獨自去中共的地盤示眾，於是請兩個德國大漢穿上我準備的印著相同字樣的白色體恤衫陪我去那兒走了一圈。我們走進主賓館時，正好碰到莫言在朗誦他的地獄之旅……

莫言算是中共這次熱捧的名流，在王容芬發表了《莫言先生的兩口鍋》後， 我用德文撰寫一篇長文，揭露莫言乃紅朝宦官文學的代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們很難看到這點，但把張藝謀、莫言等與力虹、嚴正學等一比就能得出前者是甘願被中共閹割的奴才。 

所以，我一有機會就表示，世界上最大的被威脅的民族不是藏族，也不是維族，而是漢族。別的不說，就說大多數藏人和維人都意識到了他們所受的迫害，並且一直在奮起反抗，而漢人中卻有太多的莫言們至今還在為中共抬轎。莫言用中共赤化的漢語寫著張揚色情與暴力的下流作品，卻被紅色媒體及其變異文人吹捧並獲得諾獎，真是可悲可嘆！

在書展的最後一天，支持受威脅族群組織了一場熱比婭夫婦， 策旺諾布和我參與的三族座談會，在他們分別講述了維族與藏族遭受的紅禍後，我又再次強調中共不是中國，而是霸占中國的共匪，自從共產主義魔鬼入侵中國以來，已經有四代漢人奮起反抗，我屬第四代。在小我八歲的清水君被綁架後，我覺得我有義務聲援受迫害的同行和同胞，大陸作家不敢觸及的話題比如法輪功，便成為我義不容辭的話題。說到此時，全場一片掌聲。 

我相信打動異族聽眾的是反共的獨立作家，而不是在書展開幕式上宣讀黨八股的筆桿子鐵凝與莫言。德國一則報道默克爾揭開書展開幕式的電視新聞也用了採訪我的鏡頭和訪談片斷：我正在嘲笑共黨極權過去破壞中國文化，現在又盜用中國文化。

中共代表團有上百個作家，他們無論從人數還是在書展的占地面積都大大地超過了我們，但我們的努力肯定讓幾十萬參觀者及其各國媒體獲知中共暴政下的大陸人民沒有自由的現實。

而在書展上真正的紅牢囚徒不是我，而是莫言、鐵凝等被剝奪了精神自由而不自知的紅色筆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