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下紅禍起 —獻給六四英靈

 二零零九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而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政治上為蘇共在中國成立支部打下了基礎， 可以看作蘇共侵蝕中華大地的第一步。

七十年後，當唱著《我愛北京天安門》等紅歌長大的六四一代比如方政被中共的坦克壓死壓殘後，紅色罪惡便再也難以掩飾，紅色陣營也從此分崩離析。

六四一代用青春和熱血在“動物農場”中心—天安門廣場捍衛人權、追求民主。

嚮往自由，懷抱希望的愛國青年用言行向世界宣告，中華兒女已不再被共黨欺騙，更不甘願再做共奴。學生們絕食，“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二十年後，我重讀六四學生的絕食宣言和柴玲在大屠殺前一周留下的肺腑之言，還會被感動。六四學生們願意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喚醒民眾 。而他們的發言人柴玲已經認識到，“如果是這個沒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有希望，整個民族也不會有希望。”

無論是學生們的絕食宣言，還是柴玲“最後的話”必定會象蔑視毛澤東的湖南三勇士和隻身擋坦克的王維林一樣，作為六四精神的象徵而彪炳史冊，照亮後人。而“不想當一個對人民開槍的總書記”的趙紫陽，拒絕帶兵鎮壓和平民眾的軍長徐勤先和敢於在屠殺後向聽眾報道實況的原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吳丹等，他們都堪稱出紅泥而不染，也會因此走進歷史，為人敬佩。

在震驚中外的北京大屠殺發生二十周年之際，特此撰文表達對“六四暴徒”的敬意，既是為了吸取歷史教訓，更是為了對抗紅色宣傳。

九十年前的天安門

天安門於明朝（西歷1417年）第一次開始修建時被命名為承天門，含承天啟運、受命於天之意。

在清朝第二次重建時改名為天安門， 含受命於天，安邦治國之意。

明清兩代的統治者即使不是明君，也不一定真信神，但都會老老實實地祭祀天地日月，因而北京有天壇、地壇、日壇和月壇。

所以，把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極權專制與敬天畏神的皇權帝制相提並論實在是對歷史的無知。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北京大學生和市民第一次拿著標語和口號走上天安門廣場時，天安門就開始見證共產邪靈如何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滲透熱血青年，然後肆虐中華大地，愚弄中國人民，屠殺中華兒女。

發起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如羅家倫（1897－1969）和張國燾（1897年－1979）都受五四狂人，他們的老師胡適魯迅之流影響，都算是反傳統、反道德的“新青年”，也即第一代被西化甚至赤化的中國人。張國燾後來還成了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好在他棄暗投明，最後客死他鄉。

五四時代堪稱自由民主的黃金時代。 那時政府小、社會大，和當今中國大陸的情況正好打個顛倒。張國燾們在九十年前享受的自由和人權，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被剝奪殆盡。他們的孫輩則為了爭取五四時代存在的獨立學生會和獨立民間報紙而遭血腥鎮壓，死傷無數，四處流亡，心靈受到的傷害更是難以估計 。

張國燾們在愛國的名義下打人放火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就象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以徐世昌（1855年—1939年）為總統的北洋政府更喪失了公信力。

而翰林出生的徐世昌算抵制紅禍的第一代中國人，是他在當總統時（1918 －1922 ）號召“尊孔讀經”以抵制五四狂人掀起的名為“新文化運動”的反文化運動。

所以，飽嘗紅禍的大陸學者對徐世昌有高度評價：“其廣博的學識，平和的個性，對新政的嚮往，對祖國的熱愛，對自然的崇尚，既非一般無聊政客可與比肩，亦足令後來那些惟利是圖、翻雲覆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禍國殃民之輩為之汗顏也。”

被操控的學生運動

中共在蘇共的扶持下成立以後，繼續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搞顛覆活動，於是天安門又見證了“五卅運動”（1925）、“三一八慘案”（1926）、“一二九運動”（1935）、“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8）。而這些運動無一不是在蘇共的指示下發動起來名為愛國的賣國運動。遺憾的是蘇共的陰謀詭計迷惑了不少中國人，也讓他們無法理解汪精衛為何要“和平反共救國”。日本人再殘酷，但被日本占領的台灣不曾有過古拉格和勞改營！

《文武北洋》一書披露，斯大林支持各方勢力反對親日的張作霖和段祺瑞政府，先後收買過吳佩孚、馮玉祥和孫中山等。 1926年，國共兩黨在蘇共的指示下，在北京發動所謂的愛國大游行，在執政府門前示威，居然企圖解除衛兵的武裝，導致“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劉和珍(1904一1926)等的慘死。劉和珍可以算被魯迅們領上歧路的“新女性”，也是紅禍的早期犧牲品。

段祺瑞（1865－1936），這位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的“六不總理”被迫下臺。“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引咎終身食素。而他的侄孫段昌隆則在六十三年後的六月四日晨作為清華大學學生為了勸解共軍與民眾的對峙而遭槍殺。中共當局不僅不承擔責任，反而還迫害遇難者家屬。

段臨終遺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

而段祺瑞卻被魯迅之流的紅色筆桿子誣蔑為“民族罪人”。在我眼裡魯迅才是民族罪人，所以，非我族類的中共才會把他吹捧成“民族魂”！

其實只要把段祺瑞的遺言和魯迅的遺言一比就知誰是人中敗類。

但願，世人在反思六四運動，紀念六四英靈時能認識到紅禍由五四狂人及其“新青年”引進中國，禍國殃民。

而六四運動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拒絕紅色操控，從而邁出了中國民眾自發地反抗共產極權，解體共產暴政的第一步。第一波退黨潮也是從“六四屠殺”後開始涌現。

《九評共產黨》發表後，引發了退出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三退浪潮，隨著三退人數的逐日增長，必將沖垮喪盡天良的紅色暴政。

德國萊茵河畔   西歷2009年5月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