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的“氣”

 



2003年上網後,幾乎每次瀏覽中文網都能看見冼岩這個名。此名下的評論如此之多,令人無法重視,我往往只看一眼標題和對他的駁斥。冼岩不是正常人,也表現在當人們都譴責恐怖分子襲擊倫敦時,他卻站出來為恐怖活動辯護,確實象個“魔鬼辯護士”。而身為共軍將軍的劉亞洲卻在提及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慶祝美國“雙子星” 大樓被炸等大陸亂象時,表示“為恐怖叫好很恐怖。”(《信念與道德》)


在我看來,名流冼岩與名校學生如此善惡不辨源於中共對大陸人的赤化,因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冼岩筆下的“鄧小平主義”等顛倒是非。簡言之,冼岩們帶的是中共特色,這也是魯迅、郭沫若、李敖等中共幫凶的特點。中共筆桿與恐怖分子沒什麼兩樣,都是社會公害,而且危害性更大,因為人們不容易意識到他們對社會的精神毒害。畢竟他們不可能一無是處,比如冼岩就了結過我的一樁心願:他在《司馬南是怎麼蛻變的?》里斥責了司馬南、何祚庥和方舟子這三個靠整人著稱的筆桿子。我難以想象冼岩為何忽然象我一樣為氣功說起公道話來,因為這之前他也象筆桿子一樣批判過最深得人心的法輪功。


劉亞洲在題為《信念與道德》的講演中也提到了法輪功:“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前一段時間電視上批"***",佛教協會、道教協會的住持、道長們侃侃而談,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聲來。他是封建迷信,你難道就是唯物主義的啦?不也是迷信嗎?”就是說,當紅色和尚、紅色道士在迫害法輪功中充當中共的馬前卒時,劉亞洲能意識到他們的荒謬。


可惜劉亞洲在講演中卻斷言“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劉亞洲象魯迅一樣用對西方的一知半解來否定自家的傳統文化(儒釋道)。不過,如果我沒在德國大學哲學系研讀八個年頭,或許,我也認識不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劉亞洲不知他看不起的《道德經》在東西方思想界享有崇高的地位,而老聃的偉大,正是因為《道德經》只有五千字。研究這五千字的專著則自它問世以來就沒斷過……所以,劉亞洲得出“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劉亞洲已知宗教的重要,但不知儒教的好處,更不知中華民族的墮落正是以魯迅為首的不肖子孫“打倒孔家店”的惡果。


劉亞洲的《沫若祭》促使我決定寫這篇文章,因為他象不少民運人士一樣認識到毛澤東、郭沫若之邪惡,卻還為魯迅所迷,雖然都知道毛澤東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劉亞洲對中國文化(儒釋道)的不解再一次證明魯迅貽害無窮。而我撰文當天剛向一位身在大陸的同行表示:我視魯迅是中共的頭號幫凶,自視魯迅天敵,希望他能接受這個史實和現實,如不行,請他不要把號稱“發揚魯迅精神”的電子刊物往我這兒發。


我在2003年前對魯迅既無興趣,又無研究。但上網後,面對“發揚魯迅精神”的方舟子等小魯迅,我不得不深入思考,魯迅該當何罪?我到方舟子主辦的網站翻閱了魯迅作品並查閱了海內外魯迅研究者的學術成果後,認定魯迅精神確實就是阿Q精神。中國文化不“吃人”,倒是“魯迅精神”在害人!


劉亞洲的表現再一次驗證魯迅應該被批判。魯迅曾表明自己有“鬼氣”和“毒氣”。誰崇拜他,就會受害。鑒於各自的素質,中毒者會表現出不同的症狀。他們要麼象魯迅一樣用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詆毀傳統文化和文人,要麼象魯迅一樣心中充滿仇恨,慣於匿名潑髒水,要麼象魯迅一樣自以為“天下皆醉,唯我獨醒”……


《劉亞洲的“氣”》不僅指他從魯迅處招來的邪氣,同時還是妻和奇的諧音。本來我想寫《鄭家棟的“妻”與劉亞洲的“氣”》,但先發表了《鄭家棟的“妻”》。下面我就談談想把他倆相提並論的原因。



首先,劉亞洲成為焦點人物也與妻緊密相關。外界在提到劉亞洲時往往強調他是李先念的女婿。他也因而被扣上“紅色駙馬”、“太子黨”和“太子軍”的帽子。我是出國後,才通過張戎的家史《鴻》對“家庭出身”和“階級成份”等中共特色有了一個全面認識。


遇羅克因駁斥“血統論”(“出身論”)而慘遭中共殺害,我們應該擯棄這種害人的中共特色。與劉亞洲同齡的張戎也是高幹子女,她的弟弟也象劉亞洲一樣當兵入黨。劉亞洲和張戎都是英語系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但張戎的作品,尤其是她給毛澤東立的傳都在揭露中共的罪惡,促使人們認清中共的本性。而劉亞洲何嘗不算一名敢言作家?我們沒必要敵視他!


我想把他和鄭家棟相提並論的另一個原因是鄭家棟的研究成果正好可以彌補劉亞洲的知識漏洞。如果劉亞洲不是受了魯迅、郭沫若等流氓才子的誤導,而是受到同代人鄭家棟和龍應台等的啟發的話,他就不會把中共給祖國造成的落後算在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頭上。或許劉亞洲也讀過歌德,但他肯定不知這位不信服西方宗教的德國偉人卻推崇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堪稱洋儒。而龍應台曾告知,她的使命感來自儒家的影響,並用古人的風骨範例來鼓勵自己。


毫無疑問劉亞洲的局限和他的人生經歷分不開。劉亞洲1952年出生不久,父親就被派去為金日成賣命,停戰後他於1953年與母親隨軍前往朝鮮呆到1958年。10年後,劉亞洲便參軍,18歲入黨,20歲入讀武漢大學外文系,從而結識同學李小林,1976年發表處女作《陳勝》,1979年結婚。


當儒學專家鄭家棟因將六女申報為“妻”偷渡到美國而淪為階下囚時,共軍作家劉亞洲則在娶得李小林為妻後才成了“知美派”。一來李小林婚後不久便去美國留學二年,並在中共駐美大使館工作二年半。二來李小林1975年起,就在中共的對外友協工作,現在已升任副會長,會長是陳毅之子。李小林稱友協是個民間組織,她搞的是民間外交,她不知她搞的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戲“統戰”。


難道劉亞洲不知他詆毀的儒教正是李小林利用來在世界各國搞統戰的工具?比如李小林在美國主辦過“孔子思想和世界和平”的大型研討會。鄭家棟的同事,研究孔子的專家則是李小林的座上賓。


劉亞洲不僅到過美國,也不缺出國的機會。他甚至在1987—1989年連續三年,代表中共作協出國參加國際筆會的年會。可惜特權不只帶來好處,也會限制思想境界,導致劉亞洲贊賞“六四屠殺”的元凶鄧小平,貶低反對屠殺人民的趙紫陽、徐勤先等“共和國衛士”。李小林則在作客新華訪談時把令我開始反思中共的“六四屠殺”淡化成“中國政府採取的沒有辦法的行動”。李小林叫父親不沉重,因為她不是李先念的私生女,想來她也不知父親沒空與家人交流,但有空在上海包養一位護士,生養一個私生子。


就是說,劉亞洲夫妻還沒跳出父輩的陰影,不知父輩的無恥行徑,還相信中共讓中國人民站了起來的鬼話,以致分不清中共和中國。我痛惜他倆成了我曾想做的“又紅又專的接班人”,還在廉潔奉“共”。他們以為自己在維護國家尊嚴,其實只是在捍衛中共暴政。我不懷疑他倆是在真誠地說假話,因為他倆還沒意識到自己也是中共的受害者。比如李小林當少女時不曾象我一樣體驗青春的美好,而是在共軍中淘大糞,扼殺女性魅力。劉亞洲則因中共的株連受過處罰,並且有部以他的作品改編的電影也沒通過政審,遭到禁演。


好在劉亞洲已放棄了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表示自己“是一個純正的民族主義者。”不過一個不瞭解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不可能是純正的民族主義者。再說他恐怕受了辮子戲的影響,居然對滿清情有獨鐘。而以“驅除韃靼”或“驅除馬列”為己任的中華兒女才算得上純正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信念與道德》、《甲申再祭》等作品難免被人譏諷為“假大空”。


盡管劉亞洲黨性十足,但不失人性,我願信手攆來他的片言只語證明他算“黨天下”的奇才。




“魯迅時代的中國文學屬於興旺史。”想必他知道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都比共產黨有利於中國文學!


“中國最沒有新聞的地方就是在報紙上。”


“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


“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這是最可怕的。”這也是中共害怕法輪功並加以迫害的原因。


“我們必須看清一個事實: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如果也說‘美國亡我之心不死’的話,它要亡的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與日本和蘇聯‘亡我之心不死’有本質區別。”劉亞洲夫妻都認識到中美之爭是意識形態之爭,遺憾的是他們卻認識不到中共堅持的馬列主義是最邪惡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制度允諾的好處無一在共產政權下兌現,相反,倒是被貶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憲政才能保障民主自由和社會福利。


“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這顯然超越了六四元凶鄧小平和謳歌暴力革命的魯迅!


劉亞洲知道“郭沫若有才情沒有人格。”,但不知正是因為郭沫若膽敢宣稱“神佛都是假,誰還相信它”,才會象他在《沫若祭》里描述的那樣在生前就“被放在油鍋上煎”。


“得民心者才能得人民戰爭。失民心者只能進行個人戰爭。”目睹伊拉克人民如何歡迎美軍顛覆海珊政權後,劉亞洲不可能主張攻打台灣,再說他研究過金門之役,知道當地居民曾如何與國軍齊心協力殲滅來犯的共軍。因此我以為劉亞洲不會主動成為中共推行國家恐怖主義或曰軍國主義的幫凶。事實上,他比朱成虎那樣的“核叫獸”不知高明多少倍。


“民心啊!有了民心,國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領土可以回來;沒有民心,你擁有的土地肯定會失去。”劉亞洲一再強調民心的重要,但他卻沒意識到正是因為“六四屠殺”和迫害法輪功,中共已永遠失去了民心。


“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劉亞洲不愧是位敏感的作家,他感應到了末日危機,但駛向終點的不是什麼“文化的列車”,而是中共的囚車。


象劉亞洲一樣16歲(1969年)就參軍,17歲入黨,18歲被選入洛陽軍事外語學院的李契克則可謂先知。李契克上大學不久,不過19歲就開始秘密反共,即使被提成上校,還是選擇退伍,並在1996年流亡香港,宣佈退黨,公開反共。劉亞洲在1984年曾去老山戰地採訪,想來無緣認識時任老山主攻團政治處主任的李契克等真正的軍中精英,否則,他或許也已認清中共本質。


但願劉亞洲還能即時擺脫中共和魯迅的思維模式,否則,當不了“思想自由的殉道者”,倒是會做中共囚車的犧牲品。




2005年7月於萊茵河畔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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