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兼評柴玲及宋祖英

1966年3月22日早晨8點左右，我媽在康定一家醫院里生下了我。我媽象“五四”以來的新女性一樣不知珍惜腹中的生命，打掉了我之前的一個胎兒。是這位兄（或姐）的慘死救了我的小命！因為違背天意打胎比陣痛還讓我媽難以忍受，所以，懷上我時，她怕巨痛，不敢再打。而我爸雖得了三子卻還望有一女，於是，我生下後沒有成為不受歡迎的累贅。盡管如此，我還是被送往成都寄養。

據說，我的生日暗藏玄機，總有人發出我與眾不同的慨嘆，包括我大哥。在我的追問下，我大哥說我很小就手不釋捲。我問我看什麼書？他則說是《金光大道》。我苦笑後，覺得遺憾，如果那時我有機會讀《三字經》、《女兒經》和《論語》等中華經典該有多好啊！可惜到八十年代前我能找到的書全是共產垃圾，好在我對此幾無記憶。 “天性強，記性好，忘性大”算我與眾不同的一點。我接受不了中共強行灌輸學生的那套歪理邪說，只好在考試前死記硬背，考完試便忘得一乾二凈，否則，我肯定無法在中共國考上大學。也因此我學外語很容易，還不用專門背單詞。然而，2002年我海歸不成重回德國後，先忙於調查法輪功真相，後忙於讀寫中文，無暇再象過去一樣使用外文。前不久，我想起我最喜歡的外文書《小王子》（法語），豈知拿到手上，卻發現我已無法象過去一樣往下讀了！ 

因為忘性大，我過去經常忘記我的生日，但2006年卻不同，一來我滿四十，二來我早報名在這一天參加德國的接力絕食以支持高智晟律師發起的絕食抗暴。當我謝絕一位德國人要為我烤生日蛋糕以示慶賀的好意時，我再一次聽到說我與眾不同。是啊，哪個德國人會用飢餓來慶祝自己的四十歲生日？

對我來說，絕食不陌生，在我八歲被父母接到身邊後，因想念保姆，曾一再拒絕進食，還曾想過自殺。就是說，我和許多共幹的兒女有相同的經歷，都因為父母要幹“革命工作”無暇顧及孩子而被寄養在別人家裡。楊沫的兒子老鬼對此有深刻的披露，他的經歷也比我凄慘得多，因為楊沫夫婦比我父母更黨性十足，而老鬼則比我聽黨的話，作為文革一代，他深受中共的毒害和傷害。他的《血色黃昏》象別的知青小說一樣讓我不忍卒讀。

與老鬼相比，我幾乎未受中共的毒害和傷害。把我帶到八歲的保姆是位丈夫被中共槍殺了的傳統女性，我在她的教養下既信神又疑鬼；父母把我接回身邊後，也無暇關心我，等他們有空用中共那套影響我時，我已考上外語學院，成為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在八十年代，這個“黨天下”最寬松的年代我當然不會選擇入黨。當六四屠殺發生時，我已留學德國，並因六四的洗禮一躍而為反共的德語詩人。

六四屠殺首次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在促使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走向滅亡的同時，也掀起了海外中國民運的高潮。我也投身其中，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即是六四學生的《絕食書》。我覺得發起絕食的柴玲們很了不起。九十年代中，我去紐約時，有一天發現電視上正在播放柴玲在某個禮堂的英文講演，我高興地呼朋喚友來與我一起欣賞柴玲的風姿。我在德國的電視上只看過一個配有柴玲揭露六四屠殺錄音的記錄片，沒想到事隔幾年她已能用英文講演。

上網後，我才獲知柴玲遭人攻擊的“5·28”講話，而我讀後卻更覺得柴玲了不起。這篇在血雨腥風來臨前的肺腑之言真實地透露了這位八九一代佼佼者的思想和人品：

“我參加運動始終是一種良心。因為我跟同學講了，我們現在在這兒爭取民主實際是在給每一個中國人在爭取一種權利，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特別想告訴每一位同學，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市民，每一個知識分子，甚至每一個便衣，每一個士兵，就是說我們同學拼著性命在爭取這個權利也有你們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捨生忘死爭取這個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沖鋒陷陣，不去冒這個風險，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我想命中註定我就是這樣一種角色，因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會站出來，你就會走到這一步。”正是因為柴玲聽從良心的呼喚，她才能脫穎而出，一舉成就英名。

柴玲也象敢於潑污毛像的喻東岳們一樣蔑視毛澤東並對中共有深刻的認識，以致於她明確表示：“我想最終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地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其時，柴玲不過二十三歲。而她的批評者比如戴晴和高智晟的批評者比如丁子霖似乎至今還一廂情願地想等中共狼改變吃人的本性！

柴玲為了喚醒愚民如我差點付出生命後，在大陸逃亡了十個月後流亡海外。我不知道六四屠殺喚醒了多少人，但我知道是六四屠殺喚醒了我，所以，我一直對柴玲心懷感激。我為她在美國獲得兩個碩士學位後，嫁為人婦當上人母而高興！“過一種很安詳的生活”是她在“5·28”講話中就表達的願望。我衷心祝願她不再自責，因為她盡心竭力地扮演了一個光彩照人的角色，襯托出了鄧小平一夥的無能和無恥。這幫“老革命”為什麼不敢和大學生對話？因為他們比我們清楚自己的底細。是暴力和謊言讓他們篡奪了政權，也只有靠暴力和謊言他們才能維持其暴政！

當六十年代生人中可以象柴玲一樣照亮“黨天下”的明星要麼被中共投入牢房，要麼被迫流亡海外之時，中共在六十年代生人中找到了用以繼續蒙騙老百姓的紅星。

我出國前就反感“春晚”，雖然我還意識不到中共利用它給自己塗脂抹粉。所以，2003年我才從清水君的文章中第一次聽說與柴玲和我同齡的宋祖英。豈知清水君為宋祖英辯護不到半年，便在回國時被綁架入獄。2004年呂加平要求中共“調查處理或澄清”有關江澤民的傳聞包括和宋祖英的關系後被捕，在有人要求當局立即放人，否則，就公佈宋紅星和江黑心的“性愛光碟”後又獲釋。可惜我沒有如此光碟！要不清水君就不會被中共判處12年重刑。

清水君在六四屠殺時還是中學生。他相信中共的謊言，以為柴玲們是暴徒，而這也促使他在瞭解六四真相後認清中共的邪惡。他在為宋祖英辯護時說：

“在獨裁的社會，沒有公正的環境，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有幾個能夠完全按照理想而生活、按照理想而成功？ 

這是無法避免的政治性民族悲劇！ 

我們不是已經眼睜睜看著許多失學的幼稚女孩子被迫成為高官、豪客和外國鬼子的發泄工具嗎？我們不是已經麻木不仁地看到無數下崗的姐妹揮淚從國內賣淫到國外的酒店發廊嗎？ 

不打破這個罪惡的獨裁製度，我們怎麼能夠把她們全部救出水火、讓她們開始她們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男人們不能對自己的前途自主的時候，女孩們又何嘗能夠對自己的身體和貞操自主？！ 

即使是我們男人，在大陸的獨裁強權統治下，不也無法不妥協、無法不按照獨裁者制定的游戲規則來生活嗎？ ”就是說，七十年代生人中的佼佼者清水君表達了和柴玲一樣的願望要“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

因為清水君還說：“不管宋祖英到底是不是和江某人有特殊關系，因此而連續13年成為春節聯歡晚會常客……我想問一句：中共掌控的春節聯歡晚會中，還有誰比宋祖英更受國民的歡迎？”我便開始註意與宋祖英相關的報道。三年下來我卻以為宋祖英不僅是受害者，更是個害人者。

“宋祖英出生於湘西土家族自治區古丈縣的一個苗民家裡，在她12歲那年，家裡因為沒錢治病，父親早早離開了她。出生不久的弟弟也得了百日咳，又因為藥物中毒而失去聽力。……小學畢業前，她連縣城都沒去過，家裡祖祖輩輩都是誠實本分的農民。”出於生計，宋祖英中學未畢業就考上了當地的文工團。中共歷來對少數民族實行統戰政策，而宋祖英是苗族，於是得以在1985年被選送到中央民族學院培訓，在1991年被提拔進海政歌舞團，並在同一年開始登上“春晚”，成為紅星。

一個農民之女怎麼可能不知農民之苦？如果她真不知農民之苦，那麼，她就是名符其實的繡花枕頭。總之，宋祖英心甘情願地大唱假大空的頌歌，向共獻媚，迷惑世人。中共還打著讓“中國民族聲樂走向世界”的口號耗費納稅人的血汗錢把這顆“閃閃的紅星”派到悉尼和維也納謳歌連江澤民都沒有過上的“好日子”。而身為苗族的宋祖英唱的卻不是苗歌，因為培訓她的金鐵霖是個培訓了董文華、彭麗媛等一系列紅星的共產黨員。“金氏唱法”就是用西洋唱法來唱中文歌曲，它可以讓宋祖英等因此走紅，成為謳歌中共的紅星，但這些紅星們只能眾口一聲地唱中共歌或曰偽民歌，卻唱不出地道的民歌。這和中共慣於盜用各種民歌的曲調填上贊美它或其黨魁的歌詞的做法如出一轍。在中共的暴政下真正的音樂家要麼象陳歌辛一樣被打成右派活活餓死，要麼象關貴敏一樣流亡海外，有國難歸。

宋祖英不是第一個被中共塑造來迷惑老百姓的紅星。被中共利用來讓大陸老百姓相信達賴喇嘛是萬惡的農奴主的是才旦卓瑪。《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等共產藏歌一度讓她家喻戶曉。這位藏民中的敗類被中共捧為第一位藏族歌唱家，而有第一位藏族舞蹈家之稱的卓瑪也屬為中共塗脂抹粉的紅星。卓瑪是“悶聲發大財”的典型袁寶璟的第二任妻子，夫妻恩愛，可惜“好日子”不長。2005年卓瑪滿四十，丈夫被判死刑；2006年袁寶璟也滿四十，卻已被迫拋棄家人和億萬家產。但願丈夫的冤死能促使卓瑪翻然悔悟！

四十年的人生不長，我自我感覺也不老，但確實經歷不少，感想更多。只希望上述化成文字的感想能促使更多的同胞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

2006年4月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