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與紅禍

2007年在美國一個月，見識了幾個城市，最著名的是洛杉磯（洛城）和舊金山（三藩市）。在洛杉磯，我去加州理工學院參加了一個華人的研討會，可謂擁擠不堪；到三藩市灣區後，我在存放了蔣介石日記的斯坦福大學校園游覽了一下午，碰見的似乎也多是華人，而去的那天也有一個華人的研討會，牆上有一張黃紙黑字的路標，上面用正體漢字印著：“加州中文教師協會　春季研討會”。對此我很感興趣，但我實在不想再經歷擁擠不堪的場面，所以沒按照路標找去。

美國華人之多讓我這個德籍華人驚嘆不已。要知道我住在居民上百萬的德國四大城市之一的科隆市中心。我既能上中餐館，也可去亞洲雜貨店，但他們的主人多是為逃避紅禍（共產黨）經東南亞來到德國的華僑，多說我不懂的方言，所以，我在德國少有說中文的機會，除非我打電話。而這次一到美國，我居然就幾乎只說中文。

當一位美籍華人向我提起繼三藩市2006年破獲一個大規模的華人賣淫團夥後2007年3月洛杉磯也破獲了一個華人賣淫團夥時，我想起了“Yellow Peril”（黃禍）這個於1898年開始指代黃種人尤其是中國人的貶義詞及相關問題。思前想後，我覺得，黃禍現在完全可以用來指賣淫，在大陸“越掃越黃”的時候，從大陸來到美國靠賣淫為生的團夥也象在世界各國申請難民的大陸同胞一樣在逐日増長，這些都證明中共是紅禍，是世界的威脅。中共不垮臺，中國無寧日，在大陸人象洪水一樣四溢的時候，我卻回不了難忘的祖國，因為我的大陸文友們，敢於講真話的作家們無一不遭受中共迫害，比如力虹（張建紅）。

力虹（1958-2010）以“在謊言之中說出真相，在邪惡內部堅守正義，在黑暗深處開鑿光明”為宗旨，2007年被中共判處六年徒刑，他在上訴書中說，“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自由民主的前夜，本人的所作所為，都是秉承作為一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應堅守的那種歷史責任和犧牲精神，為國家和民族進言。本人知道，歷史的每一次進步都要以犧牲他最優秀的兒女作為代價的，如果你們堅持要與歷史為敵，人民為敵，與世界文明準則為敵，那麼，你們就這樣下判吧。假若你們還有起碼的司法良知和榮譽感，你們應該判我無罪！ ”

我沒有力虹的膽識，但我樂於見賢思齊，義務促使同胞們認識到紅禍的危害，尤其是中共的“黨文化”對我們的污染。所以，我在力虹被捕後更加支持他積極參與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因為自由文化運動有利於同胞們意識到自己言行中的“黨文化”並清除之，而我則因為要前去奧克蘭參加自由文化運動的第三次活動，才得以順路再到美國，見識“解放區的天”。

加州華人

我到了加州，只覺得晴空萬里，可當一位女友領我去老人公寓看她父親時，老人家告訴我，他到了加州後，才體會到“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和“鶯歌燕舞”。我記得這都是中共的宣傳用語，但在中共的天下，年近七十的老人家作為醫生雖然不敢不擁護共產黨，但還是因講了幾句真話而被打成“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坐了三年牢！他是到了美國才真正地嘗到解放的滋味，才深感被中共欺騙了，因而十分反共，大贊《九評共產黨》。

在“解放區的天”下，我還結識了一系列的同代人，他們多和我一樣都是八十年代，在中共被迫打開國門後，爭先恐後地到美國留學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生人。他們也象我一樣在嘗到了自由的甜頭後，就不願再接受中共的極權統治，即使難忘故土家園，也要想方設法地留在美國，其中之一還因此嫁給一個美國人，因為簽證要到期了。

而他們多半在獲得了居留權後，都幫忙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辦到了美國，畢竟美國是移民國家。因此美國的華人越來越多，不用學英文，就能過日子。而這也讓美國華人不易認識和清除中共的“黨文化”，其中有個女同胞最令我驚訝。

我和她是在女友們借我在美之機搞的一個聚會上相撞的。三個女人就可唱一臺戲，那天坐了一桌（八個），可想而知有多熱鬧。我參加的各種聚會不少，但在德國多半都是只我一個華人，象這樣清一色的華人、清一色的中年知識女性是這次到美國後才經歷。

八個女人圍坐在一張擺滿食物的餐桌上七嘴八舌地暢所欲言，無話不談，包括黃色笑話，這也應該算是黃禍的一種表現。但我不反對別人講黃色笑話，畢竟這是我能躲得開的，而紅禍則不然，我想躲都無處可躲，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反紅（共），於是成了反共作家。

而在海外，反共是一種常態，只不過一般人不象我這麼旗幟鮮明。那天在坐的八人中就一個知道共產黨不好，卻還在為共產黨評功擺好，雖然她自稱信猶太教，要知道真正的猶太教徒無一不反共，因為任何宗教的真教徒都相信神的存在，而共產黨否認神的存在，所以真教徒必然反共。當我談到中共讓我們幾乎失去了受正統文化熏陶的機會時，她表示，她九歲就在父親的教導下學《論語》，我說這只能表明《論語》的巨大吸引力和她父親有膽識，畢竟這正是文革十年！而那位領我去看她父親的女友則告知，她父親在文革最激烈的時候還曾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彤彤，因為她的原名有可能被人說成是在宣揚“慈悲為懷”的佛家思想，而“彤彤”則與中共的紅色宣傳步調一致。

八人中就這個自稱九歲學《論語》的同胞表示不能理解我反共，希望我要“中庸”。我回答曰，她既然從小學《論語》，就應該知道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我沒讀過《論語》，但我明白自古正邪不兩立，畢竟我讀過寓言《東郭先生》。

這位同胞雖然生活在美國，但她居然似乎不知道美國（民主國家）和大陸（極權國家）的區別，還說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在美國貧富懸殊也很大……難道她不知道在美國再窮的人都可以有尊嚴地活著，而在大陸再富的人，比如劉曉慶，都可能忽然被抓進監獄，在人權遭到踐踏的時候，也失去萬貫家財，就更別說象力虹這樣的獨立思想者了。

我雖然竭力想把我“六四”後上下求索得來的思想成果與大家分享，但她既然要固執己見，我能怎樣呢？她還反問我諸如“沒有了中共，中國怎麼辦？”之類的問題，我只能發楞，因為中共成立不到一百年，而中國的歷史有上下五千年，中共奪權後造成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中共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殘暴……而她居然會提這樣的問題！在坐的女友見我不能對答如流，要麼助我一把，要麼笑我沒口才，我則回答說，我只想讓人明白我的觀點和看法就行了，並不想去說服誰，畢竟我只是一名作家，而不是政客。

深夜，由開著英國車（Bentley）的女友送回住地後，主人問及我的經歷，我在講述過程中終於明白了為何中共現在允許自稱四歲學《論語》的于丹在中共的宣傳重鎮中央電視台講授她的《〈論語〉心得》，因為她更不可能讀懂《論語》，只會象這位女同胞一樣藉口“中庸”，勸老百姓不要奮起反抗紅禍。

2007年3月於聖荷塞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