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評委與批胡適

 

我辭評委和批胡適後，得到一系列反饋，無論表揚還是批評，我都表示感謝。很遺憾我無暇逐一詳盡答謝，特此抽空綜合答復，以便別的讀者也能瞭解我的相關想法，尤其是我對評委的理解。

有來件表示我“辭去評委的理由實在不通。別人提名劉曉波或什麼人或自薦，那是人家的自由，你不理就是了”。“你偏要費神去批胡適，沒有實際意義，你批胡適的這篇文章改成駁劉曉波，對大眾讀者更有警示意義”。

我不可能不理別人的提名，因為我覺得身為評委就必須認真對待每一個提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推薦某人或者自薦，然後對每一個提名寫出自己的鑒定。既然內外因讓我無法將此落實到行動上，我滿足不了自己對評委的要求，那我當然只好自動請辭，這與“太情緒化了”的猜測不相符。不過我的思路確實簡單，這也是我讀不懂拐彎抹角的作品之故。

在胡適和劉曉波之間，我選擇批駁前者，首先是因為後者的獲獎感言“勇氣並不必然代表良知”，從標題到內容都讓我莫名其妙，在我看來勇氣是良知的表現，沒有良知就沒有勇氣，難道劉曉波把李敖當眾脫衣的無恥也視為有勇氣？後來讀了他的同代人三妹的“翻譯”我才明白劉的意思。其次，我既然自封魯迅天敵，就不會象魯迅一樣不敢與“主人”作對，只敢痛打“主人的走狗和替補走狗”。就是說，如果我被狗咬，不會去打狗，而是找其主人，否則，我也不會把矛頭對準魯迅和胡適。就是說我否認“魯迅、胡適與今天沒有太大關系”。

我與黨文化及其黨文化人勢不兩立就在於我對人對己，對死人和活人都持相同的衡量標準—“真善美”，而黨文化的一大特點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所以，黨文化人可以在黨的領導或容許下先捧魯批胡，再捧胡批魯甚至兩個都捧，雖然胡魯互相矛盾，但他們確實是掛在一根藤上的左右兩個葫蘆。所以，右邊的胡適也象“左翼巨頭”魯迅一樣經不起我的衡量。其實胡適現在在大陸成為與魯迅一樣的顯學，就是胡適與黨文化相容的最好證據，更何況事實證明胡適確實不具備抵擋中共的品質和氣魄，畢竟他推崇的杜威和羅素在西方都是有名的左派。換言之，與魯迅比，胡適算右，但胡適只是個亮右燈行左道的假右派。

我的文友多反共，照理他們都應該象我一樣不推崇胡適，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或許認識到魯迅、李大釗等左派的危害，但卻沒有識破胡適等假右派的把戲，其中之一在批判李大釗時說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就清楚地指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之說會使歷史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可惜她不知道胡適並沒有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實到行動上，相反，他一再支持共產黨員的非法活動，包括在魯迅死後幫著出版《魯迅全集》。言行不一是偽君子的標志，這也是我斷定胡適是偽君子的依據之一。

我只是把自己對胡適的評判一吐為快，供讀者參考。我從不隱瞞我的“膚淺”，如果誰一定要視胡適為“大師”或“大家”，說我“盛氣凌人”或“自負”，那是他的自由，我只想說胡適在我眼裡是個偽君子，指出他的危害，如此而已。我不止一次表達過我無意說服人，不會強求誰接受我的意見。我自動退出評獎，也是避免和別的評委發生爭執，畢竟我的個性難以容忍在我眼前評選出帶“黨八股”和黨文化的作品，但我只有一票，也不可能事後聲明我沒有投獲獎作品的票，不是嗎？

在上述文友眼中“遠遠沒有胡適的歷史洞察力、分析能力和政治直覺”的李大釗倒令我心生同情，因為李大釗只是上了共產主義的當，想來李大釗生在貧苦的農家，容易被共產主義迷惑，與壞蛋和渾蛋相比只能算個笨蛋。

李大釗認賊作父後，赤化了不少熱血青年，還親自領導了因“三一八”慘案載入史冊的赤化活動，堪稱讓劉和珍們喪命的第一個地下共產黨員。“三一八”慘案後，愛民如子的段祺瑞下臺，張作霖進入北京，反對中國被赤化的張作霖將李大釗從蘇聯大使館抓獲並施行絞刑。李大釗身為人師不教人學好，卻教人謀財害命顯然有罪，但被處死，未免太重。

李大釗也是包辦婚姻，但當胡適對糟糠妻不忠並試圖拋棄之時，李大釗則對大他八歲的糟糠妻不離不棄，臨刑前寫就的《獄中自述》中透露出對妻子的感激之情，因為當他在外求學時，“祖父年逾八旬全賴妻子“在家服侍，而他的“學費所需也皆賴妻子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李大釗曾寫到，“兩性相愛，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應該保持它的自由、神聖、崇高。不可強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間社會，喪失了優美的價值。”他在生活中也做到了，堪稱言行一致。

有先生表示“你罵魯迅、胡適的著力點，是他們的男女關系，我卻以為這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事實證明，私德與公德是一致的，一個沒有私德的人，也絕對不會有公德，難道一個連妻子都欺騙的男人不會欺瞞公眾？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袁紅冰在一個專訪中表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歷史運動，是心靈的拯救運動，道德的重建運動，知識分子人格的重塑運動，高貴的文化精神的重建運動。”否則，我不會參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因為我深信做人要以道德為本。面對各種誘惑，沒有道德觀，怎麼可能不墮落？

我曾向評委的召集人仲維光表示，我覺得可以通過評獎活動“標明和展示與黨文化背道而馳的文化趣味，而不是個人口味，並藉此擴大自由文化運動的社會影響，推動世人解體黨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自己做起，每份公告都必須盡量清除‘黨八股’的痕跡和嫌疑。每個黨文化人都熱衷於名銜，我們作為自由文化人就應該加以摒棄。更何況大陸的名銜實在不值得一提，有頭腦的比如高智晟連文憑都沒有！”

而在大陸擁有數個名銜的大紅人易中天和于丹在我看來象余秋雨一樣都是中共用來篡改中華經典，粉飾太平，誤導民眾的黨文化人，他們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水火不相容。最好笑的是，易中天居然把被迫害致死都不覺醒的馬列子孫顧準當作思想家與聖賢孔子相比！我想易中天和于丹的推薦者肯定身在大陸，因為有位海外華人讀了我的辭評委書後問我誰是易中天和于丹。

我贊成“五四不等於馬列”，但五四提倡的“新文化”卻是馬列赤化中國的思想基礎。所以，要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創作和自由的表達”的宗旨落實的第一步就是要擺脫中共黨文化以及五四反文化。誰能否認胡適象魯迅一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二零零七年十月 於萊茵河畔

朱蒙與陳獨秀 

朱蒙是有七百多年歷史的“高句麗”國的開創者。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位於中國東北。高句麗的勢力範圍曾包括中國吉林省的東部、遼寧省東北部和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六六八年，高句麗被唐朝與朝鮮半島的新羅聯軍所滅。高句麗不僅使用漢字，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與漢文化密不可分，或許可以說象漢文化一樣已成為中華文化或曰東方文化的組成部分。

嚴重地破壞了中華文化的中共卻針對高句麗在二零零二年搞了一個為期五年的“東北工程”，中共意欲何為，我不得而知，但此工程也象別的工程比如三峽工程一樣堪稱豆腐渣，總之，據台灣中央社報道，“東北工程”經不起2006年在南韓公演的電視劇《朱蒙》一擊。我不知《朱蒙》是否針對“東北工程”，我也不在乎朱蒙對抗的是漢朝，而中共就象無法否認藏族及其文化的獨特性一樣，也無法否認朝鮮族及其文化的獨特性。更何況“禮失求諸野”，中華文化（儒釋道）在“共產主義幽靈”游蕩到中國後，隨著共產難民早已從本土傳遍全球。（正在世界各大城市巡迴演出的神韻藝術團就是一個例證。）而在未遭受共產禍害的亞洲各國尤其是日本和南韓，傳統文化保存得很好，僅從韓劇《大長今》中就可獲知他們的傳統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

而《朱蒙》也象《大長今》一樣讓我廢寢忘食，因為它們都藝術地展現了主人公對天地神明的信仰和對“仁義禮智信”的堅守……我恨不能一口氣看完，可惜優美客（youmaker.com）上只登載到第七十集。無奈之餘，我只好繼續面對寫了一半就撂一邊的《五四狂人》。五四狂人是我對左右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與胡適的總稱。

與看韓劇《朱蒙》相反，我得逼著自己研讀五四狂人及其徒子徒孫的作品。而讀中共中央批準為“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有民族氣節的革命作家”蕭軍對我來說最難受，胡蘭成雖然無恥，但至少還知道“蘇俄當年亦沒有像中共的要兒女殺父母，妻子告發丈夫，因為惟獨中國有倫常是與階級鬥爭不兩立的。中共的所謂洗腦，其慘酷程度亦為蘇俄或其東歐衛星國或北韓所還不及，凡此皆因中國有西洋階級社會所無的文明最是共產黨大敵。”

想起五四狂人，我的感覺就象在大陸面對臭氣熏天的公廁。如果不是必須，我肯定繞道而行。好在我揭批五四狂人，何嘗不是打掃公廁？正是五四狂人把西方的精神毒品輸入中國，污染毒害了國人的精神世界！

在2007年前，我對陳獨秀與李大釗多半一筆帶過，主要是因為魯迅與胡適對當代人毒害更大，但念及中共黨文化人對陳獨秀與李大釗的贊美，我有必要把我的看法訴諸筆端。如果說魯迅、胡適和李大釗分別是壞蛋、渾蛋和笨蛋的話，那麼陳獨秀則是一個怪蛋。

陳獨秀(1879-1942)靠蔡元培偽造履歷於民國五年得以騙取北大文科學長重職，兩年後卻因與北大學生嫖妓而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辭職。陳獨秀堪稱五四狂人之首，因為是他創辦了《新青年》，是他召集了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和李大釗(1889-1927)等在《新青年》上反道德反傳統，誨淫誨盜……

“新青年”作為雜志由陳獨秀於民國四年（1915年9月）在上海出版發行，其創刊詞《敬告青年》透露了陳獨秀崇洋媚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把它與諸葛亮的《誡子書》相比就可明白何謂雲泥之別。中華古訓曰“天不變，道亦不變”，而陳獨秀卻在進化論的影響下鼓吹“倫理革命”，詆毀傳統美德、普世價值。象陳獨秀那樣居然與妻妹私奔的好色之徒提倡的“新道德”實際上就是不道德！只考上秀才，到過日本，卻沒到過西方，更不懂西學的陳獨秀卻把西方的實證科學當做科學的標準，用以詆毀“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等東方傳統科學，拉開了否定中華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的帷幕，並讓《新青年》在1922年7月停刊前成為國際共運在中國的宣傳陣地。

胡適詆毀古文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魯迅污衊傳統的《狂人日記》（1918）和李大釗鼓吹馬克思主義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1918）等文章都在《新青年》上問世。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無數共產黨人都受過《新青年》的毒害，都算“新青年”。據說毛澤東還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談體操的文章。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1945）表示：“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是他領導的。他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這些人受陳獨秀和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不過，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澤東便否認了陳獨秀的“大作用”，所以，陳獨秀不如魯迅在“新中國”的毒害深遠，但沒有陳獨秀就沒有魯迅的《狂人日記》，更何況大陸學界已有研究者在分析了魯迅《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素材來源後認為，陳獨秀的性格特點和思想面貌對魯迅構思“狂人”有很深的影響。魯迅曾形象地指出陳獨秀和胡適的區別：“《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這何嘗不是真小人和偽君子的區別？

五四狂人的共同點之一就是都不曾有真正研讀過西學的歷史，陳獨秀、李大釗和魯迅留學日本，但都未獲得日本大學的文憑；而胡適留學美國，可他在美國研究的卻是“先秦名學史”。想來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數典忘祖，邯鄲學步，連中華文化推崇的“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男子漢風骨、大丈夫氣概也失去了！其直接表現就是將洋人使用的筆名加以濫用，四狂都有不少筆名，尤其是魯迅，有一百八十一個，而陳獨秀、魯迅和胡適都非本名，就是說，他們的真名少有人知曉。陳獨秀甚至還有個筆名叫“C·C 生”。而中國和共產黨人的英文第一個字母就是C。

我蔑視五四狂人，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屬下流，而是他們居然開創了毒害幾代中國人的歪風邪氣。我因畢業於中共領導的大中小學，沒法象讀過私塾的古人一樣寫詩，只能另闢蹊徑，用外文創作，好在我還能欣賞古詩。把五四狂人的作品與古人作品相比，就能比出五四狂人的詩要麼缺乏詩意比如胡適的《他》，要麼境界低下比如魯迅的《自嘲》。

而陳獨秀這個名字就象其詩作：

悠悠道途上，

白發污紅塵，

滄海何遼闊，

龍性豈能馴。

一樣表明此人是個自視為龍其實是鼠的自大狂，因為陳獨秀完全缺乏朱蒙的品質和風範！

朱蒙敬仰神明，擇善固執，關愛親友，尤其是妻子……而陳獨秀的表現則正好與他相反。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