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赤化享受自由

我與文革同齡，從小就置身於中共的宣傳中，用大陸學者的說法就是從小被灌“狼奶”。我學唱的第一首歌是“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開紅花啊”。它和我學跳的第一個舞蹈《我愛北京天安門》一樣都屬歌頌中共的紅色愚民文藝。

1976年，以悼念周恩來為由引發的和平抗爭“四五運動”被中共鎮壓後，我作為校宣隊的一員還表演過獻給“首都工人民兵叔叔”的舞蹈。中共至今還在利用兒童搞紅色宣傳，包括對“連爺爺”進行統戰。在八十年代之前我幾乎只能接觸到紅色宣傳，比如八個樣板戲。

幸好我雖也跟著唱《白毛女》，但此類紅色樣板畢竟遠離生活，發揮不了榜樣的作用。倒是有一首兒歌對我頗有影響。直到我40歲時，才意識到這首兒歌可以算用來提倡女人尚武，否定男女區別的毛澤東名詩《為女民兵題照》（1961）的兒童版。好在這首紅色兒歌對我卻起到了正面作用，因為它沒能促使我“不愛紅妝愛武裝”，但我這個生活在城裡的小姑娘卻因此愛栽花種樹養蠶喂兔。這些綠色勞動無論怎樣都比紅色文藝陶冶情操。那時，除了我媽的幾本古詩集外，我能找到的都是《金光大道》之類的紅色讀（毒）物。即使是《子夜》、《家》和話劇《雷雨》也都讓我莫名其妙，只有《天仙配》、《三笑》等傳統戲劇拍成的電影讓我賞心悅目。

1982年，我考上高中，其時大陸進入中共被迫給人民松綁的八十年代，海外的和古代的各色文藝撲面而來，我得以有了新的選擇。港臺文藝比如鄧麗君的歌聲伴我考進外語學院。八十年代是中共暴政下最寬松的時代，誰會自願去堅持什麼“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班十六人，只有一個男生入了黨。我放棄報考研究生，就是因為不願考政治。就是說17歲後，我就算脫離了紅色文藝，並愛上《紅樓夢》。現在想來，我從小受保姆影響信神疑鬼是我排斥“五四”以來的紅色文藝和學不進也搞不懂中共那套歪理邪說的原因。

1988年我出國留學不過半年，就得面對中共製造的六四大屠殺。同齡人的抗爭尤其是他們拋灑的鮮血足以清洗我在大陸生活時被灌輸的共產謊言，自此我與中共就成了死對頭。

因為我嚐到了自由的甜頭，不可能認同中共的暴政，甘願流亡海外奮起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