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藝及其源頭

2006年是文革四十年，我也滿四十歲。中共禁止反思文革，我則邊揭批中共邊反思來路。

越反思我越覺得自己幸運。慘遭中共殺害的異議者全都沒活到四十歲，黎蓮才十八歲，鐘海源和黎蓮應是最早被中共活剝器官的女同胞。雖然他們中無人象我一樣反共，張志新甚至還是共產黨員。我則在十八歲時就拒絕申請加入中共。五年後，六四屠殺發生時，我已公開支持“打倒共產黨”，並為了搞清馬列主義而改攻哲學，成為徹頭徹尾的反共份子。

我在2002年結識一對法輪功學員後開始修煉“真善忍”並大獲其益。可是在大陸因煉法輪功被虐殺的同胞數不勝數，2006年就統計到近三千有名有姓的殉道人，這還不包括那些在紅色集中營里被盜取器官後焚屍滅跡的法輪功學員。2003年我上網後結交了清水君、楊天水等同行，和他們達成許多共識，比如說魯迅象毛澤東一樣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可他們先後都被中共投入了監獄，楊天水已被迫害致死。自我2003年上網後，被言獲罪的大陸人和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一直在增加。

同修們和同行們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也激勵我辛勤筆耕，盡心盡力地把反思表達出來，以助同胞們自我反省，從思想上擺脫中共，促使中共早日瓦解。

2006年也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七十年來，華人要麼受中共毒害，要麼受中共迫害，要麼象劉賓雁一樣既受毒害更遭迫害，很少有人象我一樣能逃脫這兩種傷害。原因何在？我以為這和魯迅及其影響密切相關。下面就談談我的經歷和看法。

生在血旗下

作為1966年生的中國人，我從小就夾在中華文化和中共赤化之間。一方面是保姆、外婆這些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傳統女性的言傳身教，一方面是無孔不入的紅色宣傳。上學後接受的更是中共教材的毒害，而非《女兒經》、《百家姓》等中華經典的熏陶。慶幸的是我17歲考上外語學院後就算脫離了紅色文藝，我愛上的是《紅樓夢》。現在想來，我從小信神是我排斥“五四”以來的紅色文藝和中共那套歪理邪說的原因。

魯迅與紅色文藝

德國納粹失敗後，美英在德國展開了去納粹化，所謂納粹化就是德國人在戈培爾的宣傳下多認同希特勒的謊言，而戈培爾的騙術或曰宣傳方式卻是從德國共產黨那兒學來的。納粹和共產黨都不尊重生命，都靠謊言和暴力搞邪惡專制，只不過共產黨打紅旗。

為了迎接自由中國，我們得去紅色納粹化，我以為得從去魯迅化著手。一來魯迅的《狂人日記》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二來中共筆桿子全都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魯迅開創的文風，確切地說是罵風。魯迅誤導了幾代中國人，從新青年比如胡風到紅衛兵比如張承志再到狼孩比如方舟子無不以魯迅為師。

好在越來越多的讀書人贊同“復興文化，實現民主，從告別魯迅開始”，因為魯迅正是“一個都不寬恕”的黨文化的奠基人。以魯迅為首的五四狂人從革文言文的命開始，顛覆了推崇“仁義理智信”和“天地君親師”的中華文化。沒有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就不會有魯迅的出現；沒有陳獨秀的鼓勵，魯迅就不會寫小說。《新青年》之類的紅色刊物把無數中華兒女引入共產邪惡主義的懷抱。

如果說“五四”是共產邪惡主義登陸中國的開始，那麼“六四”就標志著共產邪惡主義走向滅亡。2004年張林提出六四新文化運動，他甚至說六四“吹響了中華文化復興的尖銳而凄厲的號角”。無論如何，六四一代的使命就是把魯迅們顛倒的正統價值體系重新擺正。

為了向中共表明清水君後繼有人，我結合海內外現代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寫作一系列文章以還魯迅真面目，歡迎大家上網查看。總的來說，魯迅扣在別人頭上的帽子比如“流氓加才子”都正好適合他自己。魯迅聲稱他“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而事實正好相反，他恰巧以“毒眼”審視他人。在這兒我只想再舉幾例進一步說明魯迅的影響有多大，多可怕！

“六四”屠殺讓許多人想起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但少有人知道魯迅扭曲了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的真相。愛讀魯迅的劉和珍們在李大釗等的組織下唱著共產《國際歌》到段祺瑞執政府前去抗議八國通牒，引發軍警槍擊示威者。段祺瑞不曾下令開槍，慘案發生後，他處罰了凶手，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並引咎終生食素。從寫於同年的《因雪記》可以獲知段祺瑞才德俱全，是位誦經禮佛五年如一日的居士，然而“三一八慘案”卻導致段祺瑞下臺。簡言之，被魯迅說成“非人間”的段祺瑞執政期與中共執政期相比絕非地獄。劉和珍也非魯迅所說“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而應該算中共的犧牲品。

從1926前後到1936前後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黃金時代，而這十年也是中共所謂的左翼文學運動，用我的話說就是中共在魯迅的幫助下抹黑國民政府和正統價值、赤化中華兒女的十年。

從導致“左翼”陣營分裂和解散的“兩個口號”之爭及其後果可窺見魯迅的深遠影響。1936年在王明聽命於斯大林要“保衛蘇聯”的背景下，周揚(1908-1989)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而胡風(1902-1985)則在魯迅和馮雪峰(1903-1976)的支持下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提出這兩個口號的目的則是用來指導左翼文藝創作。比如夏衍的劇本《賽金花》就是“國防文學”的實績。魯迅的病逝是這一論戰的結束，但這一論戰卻間接促成了後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等冤案的發生。

魯迅的逝世“掀起了一個愛國救亡運動的浪潮”（中共話語）。因為其時中共正面臨被國民政府剿滅的危機，為了擺脫困境，中共不擇手段，不惜共特張治中挑起中日戰爭。而共特馮雪峰則大搞魯迅追悼活動，還在治喪委員會名單上做文章，以致毛澤東曾一度名列其間。最後由昔日的孫中山小秘，後來的斯大林間諜宋慶齡和幫陳獨秀偽造文憑的蔡元培等名“流”出面主持魯迅葬儀。胡風、巴金等則是魯迅的抬棺人。魯迅的屍體也就在中共假裝抗日的情況下被覆蓋上印有“民族魂”字樣的錦旗。在北大也有魯迅追悼會的召開。可以說魯迅的死讓中共獲得了生機。中共中央居然亢奮到一邊以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給許廣平發去唁電，一邊致電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同時發出告全國人民書，要求國民政府為魯迅舉行國葬。

這以後胡風繼承了魯迅精神，繼續濫用中華民國的自由，創辦紅色刊物，抹黑國民政府，赤化年青讀者，以他為首的所謂“七月派”全都崇拜魯迅，甚至有人說：“魯迅是我精神上的父親，我們都是他的兒子。”這與郭沫若認斯大林為父沒什麼兩樣。

對此胡風的同代人蘇雪林(1899-1999)說得很透：“魯迅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便將自己造成一種偶像，死後他的羽黨和左派文人更極力替他裝金，恨不得教全國人民都香花供養。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藉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麼 ‘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左派之企圖將魯迅造成教主，將魯迅印象打入全國青年腦筋，無非藉此宣傳共產主義，醞釀將來反動勢力。”可惜蘇雪林這樣的明白人太少，以致中共的陰謀得逞。

中共篡奪政權後先把大陸人封閉了整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裡，生長在血旗下的人都被迫接受共產黨文化。中共既利用學校，也利用文藝來赤化下一代。在文革時達到高峰，全中國除了馬列毛魯只有八個樣板戲可看。

馬列毛魯和八個樣板戲一起赤化了無數大陸人，尤其是文革一代！以致於這八個樣板戲至今還有市場。殊不知這些紅色樣板象馬列毛魯一樣違背中華正統和天理人倫，背離現實和真實，堪稱假惡鬥的樣板。

我這兒僅以《白毛女》為例來看看魯迅對八個樣板戲的影響。

中共於1938年，專門成立魯迅藝術院，以便把受魯迅、斯諾等誘惑而投奔延安的“新青年”培訓成可以象魯迅那樣抹黑國民政府，謳歌共產黨，顛倒黑白的魯藝人。而魯藝的頭則是周揚，他負責講“左翼十年”，根據毛澤東對魯迅的看法來講解魯迅。毛澤東自認為與魯迅的心靈相通，是因為他們都反道德、反正統、好爭鬥。魯迅和共產黨一拍即和就因為魯迅蔑視中華文化，熱衷爭權奪利。

1942年延安開始整頓黨風、文風、學風三風，進一步強化黨性或曰奴性。所謂整風就是批人性論，把有人性者扣上“特務”的帽子揪出來整。整死、整瘋的都有。魯藝以整人嚴厲在延安著稱。就是說，誰不願聽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階級仇恨代替人類之愛，象魯迅一樣用文藝為中共服務，誰就可能象王實味一樣引來殺生之禍。也就在這個時候周揚已經不準下屬讀古典文學了，因為他知道古典文學與黨文化大相徑庭。孔子講“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我知道的五四以前的文藝無不宣揚天命論和因果報應。

1945年，抗戰結束前，趁國民政府忙於抗日之機壯大起來的中共準備召開七大。為此在周揚主持下以賀敬之為首的魯藝人在民間傳說的白毛仙姑的老故事中捏造出新歌劇《白毛女》。“白毛仙姑”的傳說本是：在一個山洞里，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她法力無邊，懲惡揚善，扶正祛邪……然而，這樣一個本土神話在“黨的領導下”最後被改造成主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紅色宣傳品。這和魯迅在《故事新編》里把神話傳說比如奔月糟蹋來攻擊情敵高長虹如出一轍。

與此同時《白毛女》是魯藝人用民歌曲調為中共服務的先河。（《東方紅》由農民原創。）總之，中共得以用《白毛女》播種仇恨，煽動群眾起來消滅地主階級，為發動和打贏針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戰爭立下汗馬功勞。它與毛澤東在七大開幕詞中撒下的彌天大謊相得益彰。在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謊言中，毛澤東宣稱：“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中共能夠成功地顛覆中華民國靠的就是如此美麗的謊言和用它煽動的暴力。據稱文革時，蔣介石被紅衛兵污衊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賣國賊、暴君，中國人民的頭號公敵，大流氓、大漢奸”，張戎卻用史料證明這是毛澤東的寫照！

總之，在毛澤東的“新中國”，魯迅兒也好、魯藝人也罷全都飽受折磨，這何嘗不是現世現報？靠唱白毛女出名的王昆的大兒子甚至兩次被判處死刑，可惜即使親身經歷“新中國把兒變成了鬼”也難以促使她認識到中共的邪惡，不過魯藝人的後代比如郭小林則已知大陸人被中共關在一個巨大的監獄里。

小時被魯迅撰詩誇為“靈童”的姚文元在二十四歲因批判胡風一鳴驚人，深得毛澤東賞識，後來成為文革幹將，而被魯迅批過的人在文革中都無一例外地遭到迫害。

標準魯藝人郭小川（從簡）

我選了一首清水君20005年在獄中贈給勇於為他辯護的律師郭國汀的詩歌，以供大家比較我們和魯迅及其魯迷的區別：

賞蓮須睛日，尋梅踏雪時；
與君相約意，泛舟煙波里！
他鄉秋已至，故園春杳然；
物竟各有術，天擇一何難！
石在火不滅，花開香自來；
莫問成與敗，江塵有遺愛！
愛國催人老，憂民使人愁；
老愁何所怨，但求春滿樓！

最後，我得自辯一句，有同行說我“是少有的具有魯迅精神的人！” 可我贊同說魯迅精神就是“一種含血噴人的精神”。我熱愛中華文化，熱衷修身養性，與中共水火不容，無論從哪方面看我都可謂魯迅天敵。

2006年5月4日於德國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