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與中共唱對台戲

 　

2005年胡錦濤出訪德國前夕，在德的國際人權組織就行動起來，其中一個題為《無恥地帶》的巨型露天圖片展最引人註目。一系列懸掛在巨大的象徵監獄的鐵柵欄上的巨型圖片無聲地控訴著以中共為首的共產國家奴役人民，侵犯人權的罪惡行徑。那一張張展示中共迫害西藏僧侶，“六四”屠殺愛國學生，虐待法輪功學員的巨型圖片讓人觸目驚心！《無恥地帶》在德國各大城市巡迴展出，也到科隆市中心的一個廣場上展出了兩天。我聽說後特意去當了半天義務解說員，因為我希望觀眾明白中共不是中國，中共是個用暴力、謊言和特工在大陸顛覆了中華民國的馬列匪黨，完全違背中國文化（儒釋道）……

接下來的日子里，我便以此為動力進一步向德國各界宣講中共暴政的虛偽與中國的民主運動，尤其是《九評共產黨》引發的三退大潮。流亡德國的大陸仁人志士都和我一樣各盡所能地繼續曝光中共罪惡，推動中國民運。德國的法輪功學員也聯合起來舉辦了各種活動包括酷刑展來抗議中共污衊和迫害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法輪功。

德國的主流媒體則發表對一位德中人質外交的受益人的專訪。他因在天安門示威，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中共當精神病人迫害了長達13年之久。2005年夏天，該異議者在國際壓力，尤其是德國政府的介入下獲釋並隨即被押送上飛往德國的班機。他是中共學習斯大林，把異議人士當精神病患虐待的人證。而迫害他的安康醫院將象秦城監獄一樣成為中共罪惡的物證。

11月9日正值柏林牆被推翻的第16周年紀念日，德國國際人權組織、柏林牆博物館、民陣和歐洲大紀元時報出版社聯合舉辦“中國未來發展國際研討會”，而在胡錦濤11月10日抵達柏林時，迎接他的則是一場“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聲援五百萬勇士退出中共大游行和30個左右的抗議活動。

施羅德雖還是總理，但見利忘義的親共派的大勢已去，無法象江澤民到德國時一樣滿足獨裁者不想看，不想聽抗議人群的願望。所以，胡錦濤這次雖攜帶高額訂單仍必須到處面對抗議人群的口號和橫幅。與此同時，德國總統科勒，下任總理默克爾和北威州州長陸特格斯都在歡迎詞中客氣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權、民主自由的關註。州長甚至還引用孟子的話來證明人的尊嚴與生俱來，不是西方人的專利，就是說他們都在胡錦濤面前呼籲尊重人權和政治自由。

我無暇趕去柏林，但胡錦濤到北威州首府杜塞道夫時，我特意起了個大早前去參加抗議活動。

杜塞道夫和科隆相距三、四十公裡，據稱是兩大勁敵，對此我至今沒有感覺，雖然我在這兩地分別住了7年和9年，或許是因為我在萊茵河邊的兩大城市裡都如魚得水。

面對被操縱的留德華人

聽說胡錦濤到杜塞道夫住希爾頓賓館時，我腦海裡浮現出城邊的一幢高樓，然而當我前去賓館時，還沒見到那棟樓，就目睹一群拿著統一的小紅旗的大陸人和手持各式各樣的標語、橫幅的東西方法輪功學員對立在一條幾無行人和車輛來往的街道兩邊，準備迎接胡錦濤的到來，頓時我明白選擇希爾頓的一大好處是便於隔離和警衛。

我先問候認識的法輪功學員，其中一位臨時負責人透露德國警方頂住中共官員威脅胡錦濤會中斷訪問的壓力而讓他們與用大旅游車拉來歡迎的人群一起恭候胡錦濤的到來。可惜在機場則只準歡迎人群出現。我本想趁機與手持小紅旗的學生交流交流，但我每次說完，“我叫徐沛……”就立即有人前來阻止。最後一次，我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不受歡迎”，他說，我們可以問，於是他便挨個兒問站在附近的學生，結果不出他所料，全部都答“不歡迎”。這一幕讓我想起中共人大代表的全部舉手贊成，於是，我笑著離開這些身在德國卻還受中共操縱的學生。

後來監控人不見了，我又作了幾次努力，但幾無成效。有一位自己承認他是憤青，聲稱瞭解“你們”，然後滔滔不絕；聽一位對同伴說法輪功創始人沒有文憑，不可信時，我走過去表示我有博士文憑，他則說，我信法輪功，所以就不可信了；最好笑的一次是我說完“我叫徐沛……”後，一個學生回答說“關我什麼事”。

我沒有本事用中文和這類大陸人交流，便回過頭來用德文與警察交談，欣慰地發現我與德國警察交流起來暢通無阻，並很快瞭解到，胡錦濤已改道進入賓館了！

就是說拉來的歡迎人群和我們都在冷風冷雨中白等了半天，而歡迎的人群此時正在一個手拿擴音器的憤青的領導下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正想給他們鼓掌，憤青又帶頭喊起了反法輪功的口號，於是我走過去，等他休息時對歡迎的人群說，“中國共產黨才是最大的邪教！”人群中有人發笑，但沒人反駁，隊伍開始鬆散，畢竟早已過了午餐時間。

法輪功學員獲知我們白等了後，不僅不驚訝，還表示要堅持下去，直到前去參加2點開始的游行。於是，我繼續去找警察交談。法輪功學員沒有白堅持，在歡迎人群散後不久，來了幾個人，其中有人攝像，我上前詢問獲知是德國電視二台（ZDF）的工作人員。難怪這次在德國媒體的為數不多的對胡錦濤來訪的報道中幾乎無一不提到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活動。

我和法輪功學員一起到火車站準備游行時，正趕上附近中文學校開課，於是我接二連三地碰到接送孩子上中文課的熟人，其中有幾位已多年沒有聯系。等我脫身時，一個小時已過。我獨自前往游行終點—市政府旁、萊茵河邊的一個廣場，那兒還有個集會，我用德文發表了題為《德國歷史上的白玫瑰現在盛開在中國》的演講。

向德國人學會反共抗暴

在演講里我簡明扼要地把前東德、西德與現在的大陸、台灣相提並論，並指出“六四”屠殺後的大陸在外來資本支持下已膨脹成納粹中國，它不僅在踐踏中國人的人權，更在威脅著全世界。中共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是中國百姓苦難的根源，我們已經覺醒，認識到只有擺脫共產黨，中國才可能成為國際大家庭中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我呼籲德國人民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不要繼續被它利誘，應該支持中國人民的反迫害運動……

這本來是我想趁胡錦濤訪德之際為曾採訪過我的德國西部電台撰寫的一篇廣播稿，可惜向我約過稿的節目主持人卻表示法國巴黎的騷亂比胡錦濤到來值得一提。事實上，胡錦濤的到來確實不為德國媒體重視，多半都一筆代過，並且幾無好評。德國電視一臺（ARD）就差點沒有直接表示不歡迎“暴君”！我也從與警察的交談中獲知胡錦濤遠不如美國總統受到的警戒程度高。

毫無疑問，也有歡迎“暴君”的德國人，比如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馮必樂。是他出面在柏林舉行晚宴招待胡錦濤。而我覺得馮必樂可能象一系列漢學者一樣是因為熱愛中國，而上了中共的當。至少從胡錦濤在晚會上的講演，這也是胡這次在德國做的最長的一次講演來看，胡錦濤向歡迎他的德國人隱瞞了他正在中國大力提倡馬克思主義，相反，卻在講演中竭力推崇中國文化。他不僅透露“中國的煉丹術對德國的化學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而且表示“萊布尼茨歌德也很推崇中國文化”！與此同時他聲稱“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巨大的市場，正在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就是說，他用中國文化和被綁架的人民作為誘餌，讓馮必樂們上當受騙。他還接著宣稱“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

我是在中共媒體上讀到胡錦濤這篇題目為《加強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的講演，德國媒體沒登也沒提，否則，這篇講演可供我用來揭露中共的虛偽。

有兩位這次見過胡錦濤的大陸人對我表示，胡錦濤不錯，比江澤民好，可我不以為然，要知清水君（黃金秋）當初就是懷抱對胡溫新政的幻想學成歸國，從此身陷中共大牢。這位愛國愛民，但不愛共的同行也成了數十位獄中作家的一員，見證著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共對獨立知識人的迫害，而我則認定中共是披著羊皮的狼，決心以流亡作家的身份與胡錦濤唱對台戲，直到中共瓦解。

2005年11月首發

我筆寫我心

20005年11月科隆就已下了第一場雪。

2001年，樂不思蜀的我在寒冷中突發鄉思病，於是臨時決定海歸。當我在香港下飛機時，迎面撲來的暖風讓我幻想從此過上溫暖的冬天。然而，我只在深圳等地呆了兩個月就急忙打道回德國，一點不留念深圳的溫暖。而在深圳當了十幾年白領的女友後來也甘願嫁到比德國還冷的英國。她爸爸不滿女兒嫁給異族，便一口咬定是受了我的影響，無視我自己是快樂的單身女的事實。

2005年科隆下第一場雪時難免想起深圳，是因為我剛從第二位網友處獲知深圳蓋世太保的惡行。當年我覺得深圳不可愛，主要是個人的觀感。比如一天早晨我來了跑步的興致，可是跑到住地附近的一個公園前，卻被看門人攔住不放行。他要我買門票，我哪裡會想到跑步時帶錢，便跟他說，讓我今天先跑，明天跑時一並給他，然而他不答應。諸如此類的深圳特色實在讓我難以適應。我在西歐各國都曾隨興早起去公園晨跑，從未敗興而歸，我甚至有在商店買東西錢不夠，先拿貨走人，事後再給錢的經歷。幸好我還不知深圳的蓋世太保其時已逼走了經濟學家何清漣，後來又逮捕了幾位獨立作家，現在則嚴密監視著各方仁人志士。據說，他們的郵箱全部都被人監控不說，很多郵件不等過目就不翼而飛……

我佩服所有身在“黨天下”，卻不乏獨立見解並勇於針砭時弊的同行，雖然他們與我對中醫等的看法相左。我一上網就發現不少五十年代生人都象中共偶像魯迅一樣否認中華傳統，究其原因是他們從小就受中共毒化而無緣接觸中華文化的結果。他們經歷過文革，而我文革才生。也因此我發現他們把中共的罪惡與中華的文化混為一談加以否認，因為否定文革，而否定中共筆桿子濫用過的語言。並似乎不知正邪不兩立的傳統智慧。

比如，當我樂見頗懂中醫，但不明中共的李土生撰文反駁以打人著稱的何祚庥、司馬南和方舟子時，趙達功卻挺身而出。針對李土生所說“著名的數典忘祖的‘偽科學家’何祚庥、小混混司馬南、政治身份可疑的方舟子等一小撮狂妄之徒，處處以‘反偽鬥士’、‘打假英雄’自我標榜，自我陶醉，口口聲聲揚言要‘打倒中醫、打倒針灸’，其理由是，中國人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中醫藥沒有科學依據，不符合生物學的理論。”趙達功表示他堅決反對使用“打倒”、“數典忘祖”、“小混混”、“一小撮”、“狂妄之徒”等文革語言……

而我贊同李土生對何、司、方的刻畫。難道趙達功不知他們三個是中共用來打人的棍子？既是名符其實的“三惡棍”，為何不能用相應的文字加以描述？

趙達功似乎忘了五四狂人比如魯迅如何刻意“打倒孔家店”，也未認識到中共如何系統地破壞中華傳統，所以聲稱“中華傳統很多都自己倒下了，並沒有人去刻意‘打倒’”。

而李土生則不知中共是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包括中醫的罪魁禍首，還引用中共黨魁的話來證明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但確實如他所說，“20世紀80年代，中醫開始走向世界，先是針灸熱，然後是中醫熱，中藥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

趙達功則西化到了用西醫來否定中醫的地步，因為他認為“磺胺類藥物和抗生素發明以來，才把醫學變成科學。”而《黃帝內經》和《本草綱目》作為中醫的經典對他來說不是科學！好在西方卻有不少醫學家把中醫當東方科學在研究和教學。在德國，中醫越來越吃香，我則可吹噓中醫、太極在德國逐漸家喻戶曉有我的一份功勞。2002年，我在深圳接觸法輪功學員後，便開始宣揚法輪功，因為法輪功與中醫、太極一樣都屬讓我大獲其益的中華傳統。

遺憾的是在中共的領導下，大陸的中醫院如趙達功所言不過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了，而大陸同胞則會因象我一樣煉法輪功而被迫害致死。我身為作家豈能熟視無睹，當然會猛烈抨擊中共！

於是，有人也象趙達功一樣聯想到“文革”語言，而忽視了我正好是“文革”的對立面。我是在用力把中共顛倒的黑白重新擺正。立場鮮明，觀點分明是我的個性，也是我的文風。自從“六四”屠殺讓我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後，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共作家，並以此為榮。有讀者認為不該用私生活來批判馬克思、魯迅，可我向來以為一個人的生活作風最能表現他的人品和水平。我揭露的都是事實，又怎能算“人身攻擊”？我筆寫我心，我不會也不可能為了顧及他人的看法改變我的文風。既然我認為高秀敏、任長霞等惡貫滿盈、遭了惡報，那麼，就會把我的認識公諸於眾，警戒世人。善惡必報，本是常識，誰不相信，我也無法，因此罵我，那就請便！

不過，我真心想用我的筆告知趙達功等大陸同行：中醫非但沒有倒下，相反正在復興，而我的文章則好比苦口的中藥！

2005年11月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