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筆寫我心

 

20005年11月科隆就已下了第一場雪。

2001年，樂不思蜀的我在寒冷中突發鄉思病，於是臨時決定海歸。當我在香港下飛機時，迎面撲來的暖風讓我幻想從此過上溫暖的冬天。然而，我只在深圳等地呆了兩個月就急忙打道回德國，一點不留念深圳的溫暖。而在深圳當了十幾年白領的女友後來也甘願嫁到比德國還冷的英國。她爸爸不滿女兒嫁給異族，便一口咬定是受了我的影響，無視我自己是快樂的單身女的事實。

2005年科隆下第一場雪時難免想起深圳，是因為我剛從第二位網友處獲知深圳蓋世太保的惡行。當年我覺得深圳不可愛，主要是個人的觀感。比如一天早晨我來了跑步的興致，可是跑到住地附近的一個公園前，卻被看門人攔住不放行。他要我買門票，我哪裡會想到跑步時帶錢，便跟他說，讓我今天先跑，明天跑時一並給他，然而他不答應。諸如此類的深圳特色實在讓我難以適應。我在西歐各國都曾隨興早起去公園晨跑，從未敗興而歸，我甚至有在商店買東西錢不夠，先拿貨走人，事後再給錢的經歷。幸好我還不知深圳的蓋世太保其時已逼走了經濟學家何清漣，後來又逮捕了幾位獨立作家，現在則嚴密監視著各方仁人志士。據說，他們的郵箱全部都被人監控不說，很多郵件不等過目就不翼而飛……

我佩服所有身在“黨天下”，卻不乏獨立見解並勇於針砭時弊的同行，雖然他們與我對中醫等的看法相左。我一上網就發現不少五十年代生人都象中共偶像魯迅一樣否認中華傳統，究其原因是他們從小就受中共毒化而無緣接觸中華文化的結果。他們經歷過文革，而我文革才生。也因此我發現他們把中共的罪惡與中華的文化混為一談加以否認，因為否定文革，而否定中共筆桿子濫用過的語言。並似乎不知正邪不兩立的傳統智慧。

比如，當我樂見頗懂中醫，但不明中共的李土生撰文反駁以打人著稱的何祚庥、司馬南和方舟子時，趙達功卻挺身而出。針對李土生所說“著名的數典忘祖的‘偽科學家’何祚庥、小混混司馬南、政治身份可疑的方舟子等一小撮狂妄之徒，處處以‘反偽鬥士’、‘打假英雄’自我標榜，自我陶醉，口口聲聲揚言要‘打倒中醫、打倒針灸’，其理由是，中國人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中醫藥沒有科學依據，不符合生物學的理論。”趙達功表示他堅決反對使用“打倒”、“數典忘祖”、“小混混”、“一小撮”、“狂妄之徒”等文革語言……

而我贊同李土生對何、司、方的刻畫。難道趙達功不知他們三個是中共用來打人的棍子？既是名符其實的“三惡棍”，為何不能用相應的文字加以描述？

趙達功似乎忘了五四狂人比如魯迅如何刻意“打倒孔家店”，也未認識到中共如何系統地破壞中華傳統，所以聲稱“中華傳統很多都自己倒下了，並沒有人去刻意‘打倒’”。

而李土生則不知中共是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包括中醫的罪魁禍首，還引用中共黨魁的話來證明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但確實如他所說，“20世紀80年代，中醫開始走向世界，先是針灸熱，然後是中醫熱，中藥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

趙達功則西化到了用西醫來否定中醫的地步，因為他認為“磺胺類藥物和抗生素發明以來，才把醫學變成科學。”而《黃帝內經》和《本草綱目》作為中醫的經典對他來說不是科學！好在西方卻有不少醫學家把中醫當東方科學在研究和教學。在德國，中醫越來越吃香，我則可吹噓中醫、太極在德國逐漸家喻戶曉有我的一份功勞。2002年，我在深圳接觸法輪功學員後，便開始宣揚法輪功，因為法輪功與中醫、太極一樣都屬讓我大獲其益的中華傳統。

遺憾的是在中共的領導下，大陸的中醫院如趙達功所言不過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了，而大陸同胞則會因象我一樣煉法輪功而被迫害致死。我身為作家豈能熟視無睹，當然會猛烈抨擊中共！

於是，有人也象趙達功一樣聯想到“文革”語言，而忽視了我正好是“文革”的對立面。我是在用力把中共顛倒的黑白重新擺正。立場鮮明，觀點分明是我的個性，也是我的文風。自從“六四”屠殺讓我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後，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共作家，並以此為榮。有讀者認為不該用私生活來批判馬克思、魯迅，可我向來以為一個人的生活作風最能表現他的人品和水平。我揭露的都是事實，又怎能算“人身攻擊”？我筆寫我心，我不會也不可能為了顧及他人的看法改變我的文風。既然我認為高秀敏、任長霞等惡貫滿盈、遭了惡報，那麼，就會把我的認識公諸於眾，警戒世人。善惡必報，本是常識，誰不相信，我也無法，因此罵我，那就請便！

不過，我真心想用我的筆告知趙達功等大陸同行：中醫非但沒有倒下，相反正在復興，而我的文章則好比苦口的中藥！

2005年11月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