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龍者與變色龍
德國前輩畢爾曼在1997年贈送我的講演稿《海涅和我們的糖豌豆》是一篇酣暢淋漓的反共檄文,可惜我至今無法把它從德文譯成中文,因為他與我的風格大相徑庭,不過他是我評價劉曉波的參照人。
為了和平的炸藥
在辛亥革命第九十九周年之際,諾貝爾和平獎落到了一個中共囚徒的頭上,這再次表明自由世界與中共暴政持不同的價值觀,以諾委會為代表的西方人開始意識到,對踐踏人權的極權專制再也不能無動於衷。
不過無論是蘇聯的解體,還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都主要靠本國民眾的抗爭,而不是靠外界的獎勵。
圍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爭議促使我審視了八九學運以來,劉曉波在過去二十一年的所作所為,贊成仲維光等對他的批評。
惡毒謾罵仲維光等的李劍虹(小喬)表示,“劉曉波若是個‘名利之徒’,他投靠黨國,難道會比孔慶東之流混得差”?李劍虹不明白劉曉波無視共產黨的幫規,不可能得到中共的青睞,但這不能反證劉不是名利之徒。
我評價劉曉波,參照的不是大陸的孔慶東,而是各國的屠龍者。
2010年和平獎公佈後,德國的屠龍者畢爾曼發表了相關評論,標題就是《為了和平的炸藥》。我認識畢爾曼時,才二十七歲,剛發表了第一本德文詩集。是畢爾曼讓我獲知天下的共產黨一般黑!那時,我這個窮學生還專門買了一本他的著作送給北大來我們大學進修的馬教授,希望他能翻譯介紹給大陸讀者。可惜至今不見畢爾曼的作品被譯成中文。倒是顧彬在大陸《南方周末》的一個訪談中說:“有個非常有名的歌手、詩人,叫畢爾曼(Wolf 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國改革,所以經常用中國因素來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長城之類的象徵。一次他去西德朗誦詩歌,民主德國也派特務去,讓他們報告他的情況,最後決定不允許他回來”。顧彬是魯迅的德國徒弟,所以,他沒有泄露:不準畢爾曼回國拉開了十三年後柏林牆倒塌,“民主德國”崩潰的序幕。
德國的屠龍者
1953, 十七歲的畢爾曼從漢堡投奔東德,因為他的父親曾投入反德國納粹的國際共運,後被害死在集中營。畢爾曼在母親的影響下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1960年,畢爾曼開始寫作並從此受到德共當局的打壓。1963年,當畢爾曼在東柏林的洪堡大學畢業時,東德當局甚至不給他頒發畢業證書。1964年,他第一次到西德開音樂會。德共當局制定了包括“美人計”在內的二十種詭計來迫害畢爾曼。前後共有216個線民監督他,關於他的秘密檔案資料達五萬頁之多。有11年時間,德共不準畢爾曼公開在東德演唱。
1976年9月,畢爾曼得以在一個教堂演出只是因為東德國安把他和一個與他同姓的教會領唱者搞混了。同年西德的工會邀請畢爾曼到西德演唱。他的第一場音樂會在科隆體育館舉行,由德國電視第三台直播。因為畢爾曼對東德當局有所批評,三天后東德當局就宣佈取消他的國籍。德國電視第一臺於是從頭到尾轉播了畢爾曼的音樂會,許多東德居民才第一次獲知其人其歌。
這一事件對東德的藝術界和知識界影響深遠。如果說這之前人們還對東德當局抱有幻想的話,那麼,這之後不少人開始與德共當局對立。東西德的民眾包括名人一致抗議東德當局取消畢爾曼的國籍。為此,東德的抗議者遭到迫害,他們中的一系列人因此被迫離開東德,移居西德。
畢爾曼也終於明白社會主義或曰共產主義那一套根本就行不通,這之前他只知道斯大林主義邪惡。
柏林牆被沖垮後,1989年12月1日,畢爾曼得以在東德的萊比錫公開演唱。這一場演唱會第一次在東西德的電視台都得到轉播。
東西德統一後,畢爾曼得到了更多的獎項。我就是在他得到杜塞道夫市的海涅獎並在我就讀的海涅大學講演時與他相識。
2007年,畢爾曼得到柏林市的榮譽公民權,因為沒有誰象他那樣歌唱過柏林,反對過德共的非法和柏林的分裂。
2008年,畢爾曼不僅獲得45年前的畢業證,還被洪堡大學隆重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在德國的公共事務中,畢爾曼一直就算是我的代言人。他也贊成用武力懲罰邪惡,比如,出兵伊拉克。我一直希望他能抵制以前總理施密特為首的德國紅人美化中共暴政,但是,他贊成我的觀點,糾正我的德語,可是從不對中國問題公開發言。
2010年,廖亦武再次遭中共阻攔,不能出席科隆的文學節後,74歲的畢爾曼終於發話了。他發表了《給在中國的詩人廖亦武的三段話和兩節詩》。而德國之聲中文網也罕見地翻譯了。德國之聲中文節目屬於被中共滲透的西方媒體,畢爾曼作為屠龍者也屬於被消音的對象。
牆後的中國
1966年,畢爾曼在東柏林給朋友們演唱了諷刺歌《牆後的中國》。一個小小的影射柏林牆的“牆”字對東德共黨當局來說,就是“敵視祖國的宣傳煽動”的證明。畢爾曼這首借中國諷刺東德的歌很長,下麵是其中片斷:
在哪裡人民象牲畜般地
被統治
被愚弄,被代表
被閹割
以便他們做牛馬
屈服
……
在中國!在中國!
在牆後的中國
……
只要說一句真話
你就會在圍嘴兒前嘗到厲害
自由是一隻死麻雀
在鳥籠里腐爛
在哪裡,我的朋友,
你被開除
假如有個線民告密
你將在哪裡腐爛
在監獄里嗎?
在中國!在中國!
在牆後的中國……
在給廖亦武的文章中,畢爾曼自稱屠龍者,並用“超現代集中營資本主義”來形容今日中國的現狀,形象深刻。最後他希望能與廖亦武一起比較昔日東德與今日中國的異同。
此文發表後半年,廖亦武終於到了德國。畢爾曼先在柏林與廖亦武聚餐;後出席廖亦武在漢堡的第一場海外朗誦會;接著又一起在漢堡共同演唱《在牆後的中國》;在廖亦武離開德國前,畢爾曼又陪他在柏林舉辦主題為“大牆前的信念”的告別音樂會。
廖亦武在德國的活動一個接一個,然而德國之聲只報道了《廖亦武在柏林:“當靈魂從洞里出來的時候”》。
德國之聲沒有重視廖亦武在德國的活動,但其中文節目卻從一開始就在為劉曉波炒作,甚至還在報道《在德華人知識分子談劉曉波獲獎》中讓大陸底層的代言人廖亦武作為劉的朋友代替在德反共華人為劉吹喇叭。
我看見畢爾曼在他的諾獎評論中錯把劉曉波當屠龍者後,專門把屠龍者鄧煥武的生平和其寓言《終於如願以償了!》翻成德文發表。導言是:沒有正義的和平是偽和平;沒有正義感的和平獎得主是國際笑話!
劉曉波獲獎讓畢爾曼想起了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奧西茨基是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政論雜志《世界舞臺》的主編,現在被認為是魏瑪共和國的掘墓人之一,因為他低估了希特勒的能力,削弱了希特勒對手的力量,對希特勒上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6年,奧西茨基在德國納粹的監獄里獲得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囚徒。
身在紅牢的劉曉波獲獎有助於世人明白今日大陸共黨與昔日德國納粹一樣都是人類的公敵,世界的威脅。
但二十一年的歷史證明劉曉波不是屠龍者,而是變色龍,所以,我支持海外的仲維光、魏京生和大陸的鄧煥武、王藏等中國屠龍者抵制劉曉波的負面影響。
2010年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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