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柏林牆的冷戰

   

   

1988年12月，我從北京乘東德航班初到德國時，柏林牆還在，一年不到被東德共產黨用來阻擋居民投奔自由的圍牆便被牆內外的德國人合力推翻。我既見證東德共產黨政權的崩潰，又親歷中共對歐美各國的滲透，可想而知我胸中有多少塊壘。

   

柏林牆的建造及倒塌

   

   在蘇占區的東德居民成群結隊地逃向西德的情況下，經毛澤東的建議，以柏林牆為代表的東西德邊界於1961年被號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紅色極權建造出來阻擋東德居民投奔自由。可是，德共當局卻將柏林牆宣傳為“反法西斯防衛牆”。這與毛澤東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際卻是從此中國人民不準站起來了一樣，都是顛倒事實的紅色謊言。歷史證明，無論哪國的共產黨都好話說盡，壞事幹絕，比短命的法西斯給世界造成了更大的災難。

   

   在我看來，共產黨何嘗不是打著紅旗的法西斯？福瑞（Christian Führer）神父認為希特勒與共產黨搞的都是以無神論為世界觀的意識形態下的極權專制。福瑞神父在東德的和平革命中起了關鍵性作用， 是他靠著信仰克服恐懼，從1982年起頂著打壓，每周星期一在萊比錫尼古拉教堂主持和平禱告，成為當地和全國民眾戰勝紅色恐怖，奮起和平抗爭的榜樣。1989年10月9日，因為尼古拉教堂的星期一和平禱告，在萊比錫爆發有七萬人參加的和平示威，為一月後沖垮柏林牆凝聚了民心，做出了示範。

   

   柏林牆是共產極權在無法用謊言，便用暴力阻止人民追求自由的物證。在建柏林牆之時，就已證明瞭共黨專制的失敗，但二十八年後，以福瑞神父為代表的兩德人民才得以和平地沖垮這堵浸透了東德人血淚的紅牆。

   

   2009年是柏林牆倒塌第二十周年，也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執行第六十周年。德國人珍惜自己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力量支持下，戰勝本國法西斯專政與俄共強加的共產黨專政後獲得的統一與自由。所以，11月9日晚，在柏林勃蘭登堡門前舉辦大型活動，以“自由的節日”為名慶祝和平顛覆共黨暴政的成功。

   

   近三十萬民眾和三十多位各國代表在秋雨中共襄盛舉。慶祝活動的高潮是推翻象徵柏林牆的一千多塊特製多米諾磚牌。據報道這些磚牌最後停靠在一塊來自北京的題有宋朝詩人陸游的詞《釵頭鳳》的柏林牆磚上了！ 無論這是人為，還是天意，事實表明，中共還在大陸實行共產極權專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建立之日起，就是一個沒有柏林牆的大紅牢。試圖逃離或打破紅牢的大陸人層出不窮，僅1970到1975年，就至少有十萬大陸人逃到香港。大陸人的逃亡與抗爭至今也沒有停止。

   

   遺憾的是，中共不僅比德共凶殘，而且還更加狡猾。 在用坦克鎮壓了促成共產陣營在東毆及蘇聯崩潰的大陸民眾的和平抗爭後，中共得以取代蘇共，成為繼續與自由世界對抗的共產極權之首。中共的狡猾在於打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幌子，用被綁架的中國人民及其大陸市場做誘餌贏得了國際的認可，同時，繼續一如既往地欺騙民眾，鎮壓反抗。所以，美蘇冷戰的象徵柏林牆在歐洲倒塌之際，中共與流亡世界各地的漢人、藏人等各民族間的冷戰便在全球展開。 

   

   

在德國抵制中共謊言

   

   中共在2008年濫用奧運金牌強化其轉移視線的“愛國主義”後，2009年又借法蘭克福書展將中共的宣傳秀推向世界。每年一度的法蘭克福書展被視為出版界的“奧林匹克”，中共象當年不惜重金賄選獲得奧運主辦權一樣買來到法蘭克福做主賓的資格。鑒於法蘭克福書展以推崇自由言論、自由思想為宗旨，與強行統一言論、統一思想的中共水火不相容。所以，從中共成為法蘭克福書展主賓的消息在德國公佈之日起，批評之聲便不曾中斷。

   

   書展前，當獨立作家貝嶺與戴晴被中共排擠出由德中雙方聯合舉辦的題為“中國和世界—感知與真相” 的國際研討會的消息見報後，書展負責人勃斯 （Jürgen Boss）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譴責。貝嶺與戴晴得以出席研討會，在他倆登臺準備發言時，原中共駐西德大使梅兆榮居然帶領代表隊成員比如莫言退場，以示抗議，讓德國人親眼見識了中共的霸道與莫言們的奴才角色。 

   

   貝嶺與戴晴因中共的打壓在德國一舉成名，並因此應邀再次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來到德國。他倆受到的關註和發出的聲音足以抵消中共派到德國開展所謂的“文化外交”的百人團的作用。由鐵凝 、莫言等一百多位接受中共領導的筆桿子組成的百人團浪費大量民脂民膏， 只是給德國人提供了“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似的活教材。而貝嶺的名氣達到在一個詩歌界的活動中被德國總統一眼認出並立即上前表示支持的地步！

   

   更何況散居歐洲各地的好些流亡作家包括2000年中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也應邀出席書展，也起到了抵制紅色宣傳的作用。高行健還在巴黎時就有德國記者找上門去採訪他。 誰讀了這篇於書展開展首日見報的高行健專訪，誰就會獲知中共在大陸實行的是極權專制，沒有哪位大陸人享有寫作與出版自由。

   

   我也在離開科隆去參加書展前就接受了一份雜志、兩份報紙和一家電視新聞社的採訪。在書展的五天里，我作為紅牢囚徒的替身迎接的記者更多。設立紅牢的是“支持受威脅族群”國際人權組織的德國分部，我們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議中共逮捕了至少六十四位寫作者。 這個組織還邀請熱比婭夫婦、流亡藏人策旺諾布和我舉行了一場主題為“被迫害作者要求在中國自由言論”的三族座談會。我們的會場不如主賓國的演講廳豪華，但我們的人氣卻很旺，效果肯定比中共的“百人團”在書展期間舉辦的數十場活動好。有旅德華人撰文表示，她在書展期間聽了六場“百人團”的報告，其中五場翻譯不盡人意，“難怪那本來就不多的德國觀眾寡言少語，甚或面帶難色，婉轉表示沒有聽明白某某報告人的某某見解。”在我看來，主要原因不在翻譯水平，而是中共的黨八股本來就違背人性，難以翻譯，這位敬業的作者自己也身有體會並因此失眠。

   

   德文大紀元在書展期間不僅出了特刊，取得在書展門口散發的特權，還舉辦了由陳邁平、仲維光、王容芬等專家學者主講的多場活動。高潮則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特意來到擺滿了禁書的大紀元展位與華人獨立作家見面，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和對中共的抵制。米勒是那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的焦點人物，她與我們的合影第二天在德國媒體四處可見。（這之後我才獲知米勒其實是羅馬尼亞共產黨下的蛋。更多請看：“惡之花”結的果—簡評虹影、張棗和赫爾塔·米勒）

   雖然如此，一家在德國的中文月報還是在11月的頭版頭條寫到：“法蘭克福書展綜述：中國演繹‘文化外交’— 偶有干擾之聲，依然滿堂出彩”。這份由旅德華人出版的中文報居然認同中共以中國文化之名搞共產專制之實，視出自不同獨立知識人之口的反獨裁之聲為干擾之聲，可見中共建造的柏林牆已經深入這些辦報人的腦中，即使人在推翻了柏林牆的德國，他們還在用共產強盜邏輯審時度世，而揭穿中共老底的《九評共產黨》已經從2004年開始以多種文字在全球傳播。

   

   就象柏林牆瞬間倒塌一樣，中共也會在世人都沒想到的時候，被每日都在增高的三退浪潮和用各種方式突破中共紅牆的大陸民眾沖垮！冷戰還在持續，但願早日結束。

   

   德國科隆 二零零九年秋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