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辯護 — 以文會友

 

   我早就發現雖然大家都使用漢語，但因為意識形態不同，對相同的字詞句常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很多人都如大陸出的現代漢語詞典一樣以為文人就是“會做文章的讀書人”。毫無疑問這樣的低標準是馬列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而依我之見文人該是一種文化的代言人和活載體，他們不僅能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訴諸筆端並能身體力行，言傳身教。

   自馬列主義像病菌一樣傳染到大陸後，以“仁義禮智信”為社會道德的中華文化（儒釋道）遭到嚴重破壞，中華文人也從此逐漸失去安身立命的社會環境。五四以後在馬列非文化的肆虐下，尤其是在中共篡權以後，中華文人在大陸幾乎失蹤，林昭堪稱一絕。這位誤上賊船的才女在遭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後，被中共屠殺時才36歲。“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是林昭為自己留下的墓誌銘。而以魯迅為首的認同馬列主義的讀書人，即使再會做文章，也只能算筆桿子，因為他們都違背中華文化。

   六四以後良心未泯的讀書人，只要能夠獲知真相，都會唾棄馬列邪教並開始以不同的方式尋找出路，尋求真理。我通過留學德國而回歸中華文化，並以宣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回眸華人世界，我發現留學美國的台灣人龍應台的言行最合我意。我們都是外國文學博士，但在比較了東西方文化後更認同中華文化並以中華文人自律。

   龍應台的文人標準在她2004年在四川大學的講演中有所流露：“文人要以追求自由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同時也提到文人得“忍辱負重”，要“謙悲”。這些說法與我的認識不謀而合，但我因為向來以古代文人為榜樣，還強調文人得知敬天畏神奉佛求道。當我從網上獲知她在我的故鄉講演時，可謂百感交集。

   龍應台30歲從美國學成回到台灣，馬上就點燃一把野火，而我30歲從德國回到大陸，面對臟亂差的現實，只會趕快溜之大吉。當我借作家身份賴在德國，用德文宣揚中華文化時，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卻一再光顧大陸，她沒有也不可能放火，但卻颳起了“龍捲風”。龍應台的“啊！上海男人”和“為台灣民主辯護　—　與華人世界對話”發表後，都反響激烈……龍應台的文人意識大大沖擊了深受馬列毒害的華人世界。

   在嘆服龍應台之餘，我覺得我們的不同點在於：她著眼於社會，關心市民生活，推廣民主實踐，大有儒家風範，而我的著眼點在靈界，關註心靈活動，推崇佛法修煉，傳承佛道兩家。

   我曾聽過一場有關大腦的報告，報告人掛出一個圖案讓大家辨認。在座的要麼看到一個老男人頭像，要麼看到一個小女孩頭像，人數大概各一半，我屬於後類，惟獨坐我旁邊的一個人表示她兩種可能都看得見。我讓她指導我，可惜無論我怎麼努力，都只能看見一個小女孩的頭像。這次經歷讓我不僅深知自己的局限，也認識到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有限。只見老男人者和只見小女孩者如果都只相信自己，就根本無法交流。好在還有兩種圖像都能看見的人，但他們少得可憐。

   那以後我意識到在現實生活中，我也只能或者說只願見美好的女孩頭像。在大陸那樣險惡的環境下，我就如同驚弓之鳥，自己都寢食不安，更談不上煽風點火，所以只能象黃鸝一樣呆在德國揀高枝啼。我雖然對誰都面帶微笑，但因志趣不投很難與人同行。即使是與彭小明等同行我交流起來也不乏困難。

   六四後我們結識時，我對中共的罪行幾無所知。而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彭小明卻是罪惡的見證人。他一直頂著來自中共大使館等的壓力在六四的產物“真言”上義務給我這樣的後生們上血淋淋的共產“黨史”課。除此之外他還熱心幫助在德的中國難民……。2004年春節聚會時，他表揚我這個“紅五類”不為私利媚共而大膽反共，我則答說，這和他的影響不無關系。當然也因為我和他一樣都敬仰孔子，信奉“仁義禮智信”。

   遺憾的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讀書人都不僅飽嘗迫害還深受毒害。“黑五類”的下一代彭小明也不例外。我們雖然都對中共暴政以及簡化漢字等持批判態度，但他畢竟沒有機會象我一樣入德國大學全面清洗中共毒汁。1999年我讀他對《轉法輪》的評價時，就發現他居然對特異功能一無所知還不自知，當然更不知敬佛求道，那時我就曾打電話批評他的主觀臆斷。自從我2002年親身體驗法輪功的神奇後，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才獲知是無神論障礙了他的思想。我不知如何回過頭來影響他。不過他能目睹法輪功創造的奇跡包括我的變化。

   這以後彭小明把一位在德國申報難民的大陸人介紹給我。在電話上她表示我的文章讓她相信法輪功是佛法大道，信誓旦旦地要跟我學法輪功，於是我義不容辭地排除萬難前去教她。第一天晚上她跟著我煉動作看講法錄像，第二天早上這位深受失眠煎熬的苦命人就表示睡了一個幾十年沒有的好覺。可惜接下來她不是如約跟我煉功學法，而是樂於向我宣講一切與此無關的話題，包括勸我結婚，並向我推薦一位關心她的男法輪功學員，一改她在電話上傳遞的孤苦無助的印象，倒好象尋求幫助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的身世很悲慘，父母遭中共殺害，她在大陸過的生活牛馬不如，不僅當過囚徒，還為了生存而下嫁……現在她能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獲得德國政府的福利待遇，不僅不用再愁溫飽，還享有全大陸人都沒有的人權和自由，我覺得她應該知恩感恩才是，然而她卻怨言連篇，嫌這兒嫌那兒，也嫌我的義務服務不夠好。比如我帶去的法輪功錄像帶不是中文的，而是配有德文同聲翻譯的。而我只好無怨無悔地承受，誰讓我自覺自願地戴著“真善忍”的緊箍咒？同時我還感謝法輪功，否則，我不可能如此近距離地去接觸一位難民。在回家的火車上我曾想寫篇文章介紹中共給德國製造的包袱，但一到家後我就寧可躺在床上聽鳥兒報春，也不想再提任何包袱，直到我再次見到彭小明。

   我的腦袋似乎只能裝美好善良純正的事物，別的都儲存不了。通過煉法輪功我自身的免疫力大增，不用再象過去那樣擔心污染，非得閉關自守不可。況且面對無數華人象我父母一樣因為深受慣於顛倒黑白的中共毒害居然反感甚至仇恨法輪功，我豈能再象過去那樣只求自我升華。

   我雖然早就從理論上認識到謊言，暴力和恐怖是中共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但上網後才深切體會到大陸人的可悲境地：說假話用真名理直氣壯，講真話時卻不敢用真名。筆名淪為不敢透露真實身份的匿名。依我過去的脾氣我不屑與膽小鬼來往，但修煉後變得寬容不少，所以結交了好幾個匿名者，其中有位自稱五嶽三山。

   讀他的文章時我就猜測到作者屬具有中華文化的老一輩大陸人。果然他已年過花甲，自幼承父言傳身教，一生勤勤懇懇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誠信仁愛，伸張正義，疾惡如仇。即使上當受騙吃虧不少，仍然只做好事不做壞事。 雖達不到“吾日三省吾身”，卻也知道常常省查自己。面對中共的罪惡他忍無可忍，即使失業在家，還憂國憂民，撰文慷慨陳詞。就是說這位信奉中華傳統道德的大陸人非文字工作者，卻堪稱少見的中華文人。

   但中共讓他恐懼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他不僅不敢透露身份也不敢隨便與人交流，我有幸贏得他的信任，也努力去勝任他分配給我的角色—“他唯一的網友”。在他的文章中有二十多篇為法輪功張目，四 篇專批江氏鎮壓法輪功，論證中共才是邪教，足以應證我的觀點，誰瞭解中華文化就會認同法輪功。

   他也有專文揭露無神論的危害，但他卻不是真正信神，而是相信自己對神佛的看法。在我們的對話中，我感覺就象坐上了蹺蹺板的一頭，他用淵博的學識把我越蹺越高，而無論我怎麼努力，都不能讓他把腳離開地面。本來多虧法輪功我才可能與他結交，到頭來他卻說我“偏執”法輪功，而我以為正因他偏執自己的觀念，至今未嘗到修煉的甜頭。與他相比我除了“真”外別的都不如他，但卻因能從理性上認識到法輪功是佛法大道，已通過修煉大獲其益。作為文人我也曾象他一樣熱衷養生術，但現在我已不為食物的酸鹼性和飲水的潔凈度擔憂，也省去了各種各樣的保險，而他還在為這些問題所困擾。

   “善緣孽緣都是緣，無緣不來。善孽緣不盡不散，緣盡不再。”是他來信中的連珠妙語之一。這讓我聯想到我只有佛緣，沒有人緣，即使想“廣結善緣，普傳佛法”也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只能一如既往地自我安慰：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2004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