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七”到“八九”

   

   為紀念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100周年，韋唐仕撰寫了史學專著《被忽視的中華民國》，從德國人的角度證實中華民國才是新興的共和國。共產國際以卑鄙手段在大陸篡奪政權後，中華民國在中共暴政的陰影下傲然屹立在台灣。它在堅守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禮儀廉恥”的同時，實現了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理念即三民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象蘇聯一樣魚肉人民，導致八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全體國民的非正常活著。

   

   在中共的各種整人運動中“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與八九民運緊密相連，不過“右派分子”曾生活在民國卻誤上賊船，而“六四暴徒”在血旗下生長，卻追求自由。

   

   “右派”的冤枉

   

   中共在1957年打了至少55萬多“右派分子”，加上株連的家屬，受害者不計其數。可是受害者要麼是共產黨的盟友比如章伯鈞；要麼是滲透國民黨的共特比如葛佩琦；要麼是中共的筆桿子比如王若望……就是說，“右派分子”大多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或打下紅色江山賣過命或效過力。

   

   十五歲被騙上賊船的黃澤榮（筆名鐵流）先積極協助中共鎮壓異己，可七年不到，這位中共培訓的“工農幹部”自己就淪為整肅的對象。其時黃澤榮任職於中共剛創辦的《成都日報》，該報的工作人員不到五十，卻打了十二個“右派分子”。筆名為曉楓的黃澤榮挨批後，《成都日報》在一版上用通欄標題“成都市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及新聞界、文藝界人士舉行大會，聲討右派分子曉楓的反動言行”表示支持。可他在批鬥大會上卻宣稱：“我對共產黨既無殺父之仇，更無倒楣之怨；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我不是右派，歷史會給我作出公正結論。”

   

   黃澤榮盡管公開宣佈他“三熱愛”，但他熱愛的對象卻在接下來的23年裡對他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他當年所在的中共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415”勞教築路支隊有5600左右“右派分子”。這個支隊從1958年成立到撤銷的16年裡，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死於工傷、飢餓、逃跑、自殺、判刑、槍決的不少於3000人。

   

   “右派分子”不僅被中共當作奴工，遭到虐待，還多失去了抗暴的意志。而在中華民國，百姓自由，社會寬松，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只針對共產恐怖主義運動，所以，共產國際得以濫用民國的自由從各個領域加以滲透，尤其是操縱輿論，欺騙民眾，最後靠外援、宣傳、暴力和共特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建立奧維爾譏諷的蘇聯似的動物農場。

   

   所以，“右派分子”多算自投落網，自招惡報。“反右”運動後，紅禍繼續肆虐神州大地；而兩百萬真右派追隨國民政府逃到台灣後，抵擋住了共黨的入侵，讓台灣和平進入民主憲政。

   

   民眾的覺醒

   

   “右派分子”都有民國經歷，他們中不少人象戈揚一樣是被共產黨的愛國旗號所欺騙，為共產黨從事紅色滲透或曰“革命工作”，是顛覆中華民國的紅色娘子軍，一直到六四屠殺發生後才醒悟，才摒棄共黨。然而象戈揚這樣幡然醒悟的“右派分子”不得不在耄耋之年流亡美國並在流亡中辭世。

   

   為戈揚們平反的胡耀邦獲得民心，卻被中共撤職。他含冤辭世後，引發中共暴政下第一次全國性的自發運動。自願以絕食來爭取自由的八九一代全都從小就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這並不能扼殺人們追求自由的天性。赤子之心既促使共產黨凶相畢露，又讓投機者自我暴露。

   

   六四屠殺後，以結束共產極權專制為宗旨的中國民主運動在海內外達到高潮，但中共卻用大陸的奴工或曰廉價勞動力引誘和收買自由世界的姦商、政客和文痞，讓他們忘記自己安身立命的民主憲政與中共暴政水火不容。大陸從此既是中外名利之徒掠奪財富的寶地，又是愛國愛民的中華精英的牢獄。大陸人與大陸貨同時象潮水一樣涌向世界各國。

   

   1999年，六四屠殺的創痛尚在，中共又開始鎮壓法輪功。中共不僅延用抹黑和勞改的惡劣手段來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大陸民眾，而且還活體摘取他們的器官來牟取暴利。

   

   因此，對待法輪功的態度是檢驗誰真的在反暴政爭人權，誰象假“右派”吳弘達或“監獄貴族”劉曉波一樣是打著“人權”和“異議”旗號的名利之徒。

   

   自由的代價

   

   六四後，中共發布了一系列通緝令，其中包括對21名北京學運領袖的通緝令。大陸民眾的覺醒不僅表現在湖南三勇士敢於蛋擊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像，還在於不少“六四暴徒”在血雨腥風中成功逃離大陸。正是八九民運促使世人明白大陸民眾是中共的人質，而“反右運動”的受害者李淑嫻夫婦在六四後成為中共人質外交的首例，被從美國大使館營救出境。

   

   但更多的八九一代比如湖南三勇士遭到殘酷鎮壓。餘志堅、喻東岳和魯德成分別被判處無期、20年和16年徒刑。九年後，他們才相繼獲釋。喻東岳已被害得精神失常。為了追求自由，魯德成於2004年逃離中國；2008年，餘志堅、喻東岳及其家人也逃離中國，於“六四”20周年獲得美國政治庇護。

   

   可是被中共全國通緝的李錄卻在受難者鮮血鋪墊的自由之路上背棄六四，投靠金主。2002年，李錄開始投資王傳福名下的比亞迪。王傳福收買富士康高管，偷竊技術，但他卻得到李錄和巴菲特的稱贊。

   

   當王若望的遺孀羊子都被禁止回國的時候，李錄卻可以回到我們日夜思念的故國。

   

   在天安門廣場不擇手段獲得北京學運領導權的南京大學學生李錄成了被中共媒體命名為李路的投機商。

   

   追求自由可以令人升華，而追求名利則必定讓人墮落！

   

2011年澳洲《新天地》雜志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