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指南－復興中華

 

   1949年，中華民國被赤潮在大陸吞沒後，大陸民眾從未停止反抗暴政，爭取自由，可惜抗爭者比如1957年被毛共打成“右派”後遭槍殺的原北大化學系四年級學生張錫錕（1934-1976）往往被同代人中的紅色異議者比如方勵之覆蓋，鮮為人知。

   1978年，40後如徐文立與50後如魏京生等在北京西單的牆上張貼文章，捍衛人權，要求民主，史稱民主牆。全國各地的民主牆一代都遭到鎮壓，好在其時中共被迫打開國門，外媒駐京記者得以關註與報道身在紅都的民主牆參與者。

   

   1989年，當鄧共用坦克與謊言回應60後學子主導的請願時，因為海外媒體的廣泛報道，覺醒者與抗爭者頓時大增。六四屠殺促使更多人以不同方式匯入反共抗暴的中國民主運動。身在大陸的抗暴者有的甚至被鄧共以“六四暴徒”的罪名槍殺，但留學德國的我則因六四屠殺開始關註與支持民運志士。

   

   這之後我接觸過以王若望（1918-2001）為代表的10後到80後的反共民運志士。他們面對紅色恐怖，為了理想頑強抗爭，即使流亡海外，亦矢志不渝。被中共驅逐出國的民運志士必須像海外民運的開創者王炳章一樣面對形形色色的共特。海外民運被共特攪得烏煙瘴氣，但這卻反證民運是中共的眼中釘，也證實民運志士英勇頑強，無法被中共威脅利誘。

   

   王若望也好，王炳章也罷（1948*）都是因為愛民愛國勇於奉獻自己的男子漢大丈夫，他們也都摒棄了共產黨那一套反天反地反人性的歪理邪說。我敬佩像他們一樣有道德操守的反共志士，樂於傳播他們的英雄事跡。

   

   本是中共高幹的王若望因六四屠殺與中共決裂，在遭中共第二次囚禁後，於1992年以74歲高齡流亡海外。他四處奔波，不怕磨難，即使只能靠妻子當保姆為生，亦至死高舉反共大旗。王先生的剛直不阿映照出劉曉波確實是劉賓雁警惕的小毛澤東。在《五代人的追求》中，我專門評介了以王若望為代表的五四青年如何被魯迅們騙上馬列賊船，飽受磨難，最後幡然醒悟，回歸民國。他在1993年就告誡世人：“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就是對中共的頑固本質缺乏理解的表現，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特別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上萬學生苦苦哀求（有一幫人是長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腦接受最起碼的和解條件，而回答學生們的請願是坦克、是機關槍的大屠殺。”

   

   六四屠殺不到十年，因支持鎮壓而取代趙紫陽的江澤民就在信中向中共政治局表示：“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而法輪功繼承的正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江澤民挾持一國之力對大陸法輪功信眾的殘酷迫害促使法輪功弘傳世界，讓各國民眾都有機會通過法輪功獲益並獲知：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人卻因共產暴政而失去人權與自由，於是海外各國的法輪功學員都不得不投身反共抗暴的中國之春運動。

   

   

   從西單民主牆到紐約中國之春

   

   

   徐文立與魏京生都因追求民主被中共兩次非法判刑，他倆分別在被囚禁16年與18年後，像30後的方勵之一樣作為“人質外交”的獲益者被營救到美國。以基辛格為首的歐美各國政客雖然出賣民主憲政的立國之本，與中共一起為禍世界，但在批評之聲中，各國政府會出面營救民運志士（其中含被中共塞入的共特）。但徐文立們都不主張抓共特，因為民運公開透明，人人都可以參與；民運中的政治組織比如我加入過的民陣都是鬆散的群體，根本不具備抓共特的條件。2006年，我參與在柏林召開的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既接待了來自各國的民運志士，包括徐文立與魏京生，也親身體會民運的艱辛與共特的滲透。其時王炳章已因共特身陷囹圄四年。

   

   正是王炳章在海外引領的中國之春運動發揚光大了大陸民主牆一代的思想成果。1979年，在魏京生們紛紛被非法囚禁時，王炳章考上公派留學生來到加拿大 。作為“文革”後首批留學生中的首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王炳章成為中共媒體及海外華文媒體報道的對像……但功名利祿不是王炳章的追求，為了大陸的民眾也能享有人權與自由，他步孫中山後塵，棄醫投身民運。1982年，他為了繼承遭鄧小平鎮壓的以民主牆為標志的中國之春運動，在紐約與同道創辦中文刊物《中國之春》，傳播民主理念，為大陸遭受中共迫害的仁人志士呼籲。

   

   王炳章還創辦第一個海外民運政治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大陸民運志士在海外的活動引起以在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為己任，以“反共復國”為國策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關註與支持。雙方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國”為目標，達成獨立、平等、保密與批評的原則，開始了 “一家人”式的合作。 然而，當王炳章於1998年第二次到台灣活動後，就被背叛民國憲法，企圖台獨的李登輝當局禁止入境並遭污衊。

   

   以王炳章為代表的民運志士堅決反共並為此奮不顧身。1989年他曾試圖回國支持天安門學運，但被攔截，他給這年出生的女兒取名天安；1998年他冒險潛入大陸推動組建民主黨，被驅逐出國。

   

   2000年，王炳章寫作《重建中華民國》，當《黃花崗》雜志於2002年7月發表此文時，王先生已在越南遭中共跨境綁架。在紀念辛亥革命成功創建民國91周年時，《黃花崗》推出王炳章的心血之作《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民運手冊》，其中透露王炳章的理想是：“驅除馬列，復歸孫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就是說，王炳章也視孫文為中國民運之父。

   

   中共暗殺王炳章不成，就花銷民脂民膏抹黑他，排擠他，最後讓他陷入共特的騙局。當王炳章拒不認罪，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後，魏京生發聲明抗議，同時指出在國際社會對中共極權暴政的綏靖政策下，中國人權狀況更加惡劣。歷史巨作《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也力挺王炳章，頂著重重壓力為他頒發首屆“黃花崗精神獎”。徐文立則為他爭取得諾貝爾和平獎。

   

   與此同時，中共則打造出劉曉波來掩蓋王炳章的聲音，抵消真豪傑的作用。2005年7月，我接下《中國之春》網路版，試圖傳播王炳章的黃花崗精神，可惜我只會發稿，無能抵擋網攻，不到一年，我就敗下陣來，於是，只好打游擊戰，利用我在德國享有的自由與信息無償為中華兒女提供自製的反共“炮彈”。

   

   2013年王炳章在被單獨囚禁10年後，還從獄中寫信給孩子們表示“我選擇了一條荊棘滿布的路”，再次證明真正的民運志士像他一樣願作“鋪路石子”，讓後人“踏著前進”，迥然不同於公然宣稱“蔑視人群”的“孤獨天才”劉曉波！

   

   2014年情人節，王炳章在致王天安母親寧勤勤的生日賀卡中寫道：“敬畏神明修真道，降服赤魔迎中春”，這也是我的心願，在此與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共勉。

   

   

   2016年7月20日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