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的真相

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以記者身份在民國活動了十二年。她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參與炮製的紅色頭銜有“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進攻蘇聯的打算，可是隨著史沫特萊直接參與的“西安事變”等的發生，戰禍就被轉嫁到中國。中日戰爭爆發後，“共匪”變成“八路軍”！

 

鑒於紅色媒體還在不斷地歪曲事實，顛倒正邪，包裝小人，有必要在民國百年之際還原“七君子”沈鈞儒等的真面目。

沈譜坦誠，她父親沈鈞儒“的一生是和共產黨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史料也證明從國民黨一九二七年認識到共產黨的危害開始清共起，沈鈞儒就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一九三二年，沈鈞儒與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後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共黨外圍組織，為處於國民政府圍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難，“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揚”。一九三三年，沈鈞儒參與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阻礙國民政府依法懲罰聽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黨員。

在“愛國”旗號下從事的違法活動最終導致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史良等七個“救國會”要人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捕。

國民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廳起訴沈鈞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作有利於共產黨之宣傳”、“抨擊憲法，煽惑工潮”、“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勾結軍人，圖謀不軌”、“組織和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等。這些指控現在已被歷史證明。

可是當時沈鈞儒們卻加以詭辯，當審判長說到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沈鈞儒是被共產黨利用時，沈鈞儒聲稱：“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共產黨抗日，我們難道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

事實已經證明共產黨沒有利用沈鈞儒們抗日，而是利用他們顛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國！對此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自己泄露說：“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而曾擔任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則表示，“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卻，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沖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只是背信棄義而已。毛澤東利用表明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行動上卻拒絕團結，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提出來了。”

沈鈞儒們則在“愛國”的名義下“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因此沈鈞儒們自然要被紅色宣傳謊稱為“愛國人士”、“七君子”。

即使在中華民國的監獄，沈鈞儒們也享有任何人在紅色中國都無法享有的自由。沈鈞儒自述：“我們終日是談笑快樂”，每天“閱書寫作”，自由交流，一起鍛煉身體，如打排球，“在院內東西以一繩代網界，三人分南北對打，樂此不疲”。此外，他們還實行獄中自治：“乃器主管會計，造時主管文件，千里主管衛生，公樸主管事務，韜奮及余則僅於各事負補助之責。”

沈鈞儒在家書中，披露杜重遠、黃炎培、錢新之、王曉籟、杜月笙等皆為他們逃脫懲罰而出力，堅持執法的則是吳鐵城、潘公展等。

共黨地下組織為了藉此混淆是非，通過各種渠道大搞紅色宣傳。史沫特萊的同夥王炳南的德國妻子王安娜在回憶錄中透露，她為了給一美國記者提供素材，特意假冒沈鈞儒的德國兒媳前去探監。就從這件小事上就足以明白為何中華民國能被共產黨顛覆。共產黨猿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可以撒謊，可以殺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 中華民國的監獄與紅色中國的監獄堪稱有雲泥之別。

王安娜在回憶錄中表示， “我在監獄里待了一整天。監獄里相當舒適”。她可以自由地與沈鈞儒們交談，唯一的遺憾是，她是以兒媳探視公公名義去探監的，只能與沈鈞儒等被六個男被告接觸，不能到處亂串，沒能探望史良。

但這不影響王安娜“將獄里‘七君子’的呼聲，傳到國內外新聞界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大地支持了對‘七君子’愛國行動的聲援活動。”

王安娜們將為共產黨效勞的七個被告包裝成愛國人士騙取了民意，獲得了支持，也為楊虎城們發動兵變提供了藉口。由地下共黨促成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楊、張在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中，第三條就提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在各國共產黨徒的暗中參與下，已快被剿滅的共匪被中國民眾的愛國激情所挽救，蔣中正被迫順從偽造的民意放棄剿匪的計劃，將共產黨合法化，導致中國最終被赤化。

唯獨連政敵比如章伯鈞都認為人品無可挑剔的汪精衛有先見之明，認識到“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汪精衛寧可背負“漢奸”的污名也要與日本講和，共同反共。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寄語日本》，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鴆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可惜汪精衛既不能阻止沈鈞儒上共產黨的賊船，也無法阻攔蔣中正被迫與共產黨合作。沈鈞儒的女兒沈譜回憶說，“一九三七年八月，父親和共產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當時葉劍英曾經托別人交給父親一個被國民黨在押的地下黨員的名單，讓他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營救。從那以後，父親跟共產黨方面的聯系就一直沒有斷過。後來更是積極配合共產黨的活動。”

蔣中正一直到沈鈞儒們跟著中共在日本投降後抵制首次民主選舉後，才明白沈鈞儒領導的民盟是“跟隨中共，掩護共匪的顛覆工作，且為共匪對內對外宣傳工作的應聲蟲” ！即使如此，沈鈞儒還是得以於一九四七年，出走香港，繼續作中共的應聲蟲。

共產黨依靠各國共產黨的支持，顛覆了中華民國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反共人士只是退居台灣，而被共產黨操縱和吹捧為君子的沈鈞儒們無不在紅色中國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2011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