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人與天安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大屠殺後，一個勇於隻身上前阻擋坦克車隊進入天安門的身影傳遍了世界，從此成為六四精神的象徵。

   這個標志性的人物促使英國人托馬斯（Antony Thomas） 製作了一部有關六四運動的專題片《坦克人》（2004）。

“坦克人”是六四精神的象徵

   

   這位感動了世界的“坦克人”卻被中共媒體誣蔑為“螳臂擋車的歹徒”。在我眼裡，“坦克人”還代表了一大批敢於挑戰強權的義勇之士。這批“六四暴徒”比六四學生遭到了更嚴酷的迫害，有的甚至立即被槍斃。 

   

   坦克在北京染上鮮血後，中共勢力製造了無數謊言來誣蔑六四運動和運動中產生的傑出人物，然而六四學生為民請命、勇於犧牲自己並感動了民眾的事實勝於中共的宣傳。六四運動中的英雄事跡不僅沒有被時間埋沒，相反，大浪淘沙後金子正在閃光。

   

   2004年，有個文壇剽客打著“天安門之子”的旗幟指責六四運動的風雲人物，但他很快就在也屬六四一代的郭飛雄的反襯下露出了真面目。從此這個魯迅徒就是我觀察中共勢力的方向標，他譴責的人與事都會引起我的關注。 

   

   2009年，六四親歷者，當年的美國留學生賽頌菲（Valerie Samson）在舊金山總圖書館首映她當年拍攝的錄像時表示，“學生和百姓們是平和的，他們開始來天安門，只是為了弔唁冤死的胡耀邦。但是，他們面對的是不理睬、不平等、不講理、不對話。”

   

   正是中共的蠻橫無理促使學生們奮起捍衛人的尊嚴，多虧他們的無畏和奉獻才促使中共在世界範圍內暴露了其反人類的邪惡本質。是六四運動尤其是六四屠殺喚醒了無數被中共欺騙的民眾，我算其中之一，我也因此一直心存感激。

   

   在六四屠殺的震撼下，不少人明白了共黨靠暴力、謊言（宣傳）和共特來維持其專制統治。退黨潮第一次在華人中涌現。

   

   在六四屠殺後，有關的作品層出不窮，在《坦克人》之前，我還看過卡瑪夫婦拍攝的《天安門》（1995），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卡瑪質疑的《移山》（1994）。不過《移山》的主角李錄在成功逃離中共魔掌後，到過德國，受到留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我也置身其中。李錄在人才濟濟的天安門廣場上脫穎而出，徵服眾人，成為中共勢力企圖暗殺的對象曾令我敬佩。

   

   我慶幸李錄們沒有堅持用自己的鮮血來喚醒民眾的初衷，多虧現在流亡英國的邵江當年在長安街目睹共軍殺人後趕回廣場立主撤退。幾千“不自由，毋寧死”的天之驕子得以幸存並成為流亡世界各國的天安門一代。 他們的存在就是對中共的抗議。

   

   

   《天安門》是六四精神的反面

   

   我看了《天安門》後，雖然十分納悶，但覺得卡瑪夫婦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畢竟他們關註六四運動。

   

   然而當我面對被稱為“六四畫家”的武文建對柴玲的無理指責時，我才意識到《天安門》的負面影響多麼巨大。對此二十年來堅持整理六四史實的封從德認為：“卡瑪這部電影從效果和剪輯的手法看，對柴玲是有惡意的和妖魔化的，比如它把柴玲引述別人的講話全部剪掉，然後變成柴玲自己的講話。‘天安門’這部電影就是這麼處理的。整個電影對‘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歪曲，對‘八九’年歷史的瞭解也是誤導的。”

   

   二十年前武文建還是個愛好繪畫的工人。他目睹共軍濫殺無辜的罪行，“又聽說王丹、柴玲、吾爾開希都被大兵打死”後義憤填膺，回廠講述真相，號召罷工，很快被非法抓捕並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七年徒刑。

   

   武文建無法象我一樣自由地接觸與六四相關的人物和信息，所以，難以獲知《天安門》既不客觀，也不公正。否則怎麼可能達到讓武文建對柴玲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可惜武文建卻誤以為卡瑪夫婦“作為外國人在當時能夠記錄89歷史並客觀地評論，非常值得稱贊。”

   

   既然如此，我就有必要站出來說句公道話。而柴玲確實有理由起訴製作人，捍衛自己的清白，況且這涉及六四運動的聲譽。《天安門》把柴玲的肺腑之言蓄意剪接，中間裁掉八千九百字，以達到讓不知情的人得出她“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錯誤印象。

   

   卡瑪在訪談中曾表示“謊言，無論出自於什麼人，無論它的內容是什麼，都只能損害說謊者的信譽。” 所以，我不明白卡瑪為何要明知故犯。

   

   除此之外，卡瑪還表示， “理想主義不是共產黨專有的，共產黨恰恰是對很美好的理想主義的一種異化，一種歪曲。一旦中國共產黨說的那些有關理想的大話破產之後，有些人一說起來關註別人、利他的思想似乎都是共產黨的東西，一律斥之為左，似乎都沒有存在必要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美國這個社會，就是因為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利他行為方式的人，才呈現出很多人性、活力的方面。我很珍視自己的理想主義的人生觀，但我並不認為我自己的理想主義與共產黨有什麼相通之處。有人說：‘人之所以比飛禽走獸顯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們腦瓜特別機靈，而在於他們中間居然產生了扶窮濟困的倫理思想，居然出現了與智力低的、相貌醜的、身體弱的、肢體殘的姐妹弟兄同舟共濟的道德行為。’我認為說得很好。”

   

   如果卡瑪持“理想主義的人生觀”，那她為什麼不理解柴玲們的理想和奉獻？認識不到六四運動的實質就是追求社會公義的理想主義運動？

   

   卡瑪不是一般的外國人。她在北京長大，是個象大陸人一樣從小被迫接受中共愚民教育的美國人。 她也象我一樣22歲才得以脫離“動物農場”，但從她的作品和訪談來看，她顯然打上了共產黨的烙印，而共產黨那一套與理想主義無關，是用來騙人的謊言。

   

   原本是共黨成員的丁子霖在愛子蔣捷連被槍殺後二十年也終於認識到，“是兒子的死，讓我逐步走出了共產黨文化給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讓我恢復一個做人的尊嚴，做人的良知，每當想到這一點是用我兒子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真是既感到傷痛，又感到非常慚愧”。遺憾的是丁子霖在拍《天安門》時還沒能認識這一點，否則，可能促使卡瑪象我一樣珍惜柴玲的肺腑之言。

   

   無論如何，我不願相信卡瑪是 “鐵桿毛分子 ”，雖然反毛澤東的先鋒王容芬對卡瑪的評論《紅衛兵—毛分子—反人類—分析一個為文革張目的野蠻網站》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6897

   

   有理有據。而這樣也就可以解釋卡瑪對六四學生的態度了。

   

   批評 《移山》，贊賞卡瑪的戴晴雖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從根上就不正”，但她卻一再攻擊努力拔掉邪根的天安門一代，今年又提出什麼“大和解”。

   

   我也難以相信卡瑪與戴晴都在扮演對中共“小罵大幫忙”的角色。

   

   但願這是對她們的誤解，也希望她們捫心自問！

   

   

   西歷2009年聖靈降臨節 於德國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