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與女權

   真高興在發現了“石頭記”的貴州還有個人權研討會，而且會在“世界人權日”六十周年之際舉辦第四屆研討會，欽佩之餘，我樂於以文會友，聊表敬意。

   

   我生長在西藏和四川，在國內當德語導游時游覽過不少地方，但沒到過貴州，那時平塘縣掌布鄉有2.7億年左右歷史的“石頭記”還沒被發現。紅色媒體雖只報道石頭上刻的前五個字， 但圖片上“亡”字清晰可見。這和2004年發表的另外一本促使“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相關評論一樣都在昭示天意。

   

   此“石頭記”的出現才解答了我對《紅樓夢》既叫《石頭記》又叫《情僧錄》的疑問。而我必須離開紅樓才能領悟《紅樓夢》，看透“紅樓夢”。

   

   下麵是我在紅樓外對天賦人權的體會。

   

   

   不要特權

   

   “世界人權日”六十周年的紀念日我會去漢堡參加由德國西藏倡議協會（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 e.V.）舉辦的活動，講解各民族與中共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身為華人我只能在德國享有人權和自由，聲援大陸各族捍衛人權，爭取自由。

   

   在共產黨獨裁的各個國家，人權都遭踐踏，自由都被剝奪。不過在我1988年出國留學前，並不知道自己生長在奧維爾筆下的《動物農場》里。 現在看來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共的宣傳鋪天蓋地；二是我家算特權階層，雖然我爸在文革中也遭到暴打，家人也受到株連，但我還是嬰兒；三是毛匪澤東死後，中共被迫改變政策，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期，社會相對寬松，我的思想境界還沒達到質疑中共和關註社會的高度，只本能地反感中共那一套，也不滿環境“髒亂差”。

   

   我22歲到西德後才算進入了正常社會，可以自由地獲取各種信息，尤其是當六四屠殺發生後，我得以耳聞目睹德國各界對此的強烈譴責，以及中共的無恥謊言。如果說我六四前，對中共幾無思考，也無看法的話， 那這以後我就算反共文人。因為人命關天，中共卻草菅人命，掩蓋真相。

   

   1996年，我回國一月後便毫不猶豫地選擇畢業後賴在德國分享人權，而不是回大陸爭取人權， 或違背良心換取特權，因為我不可能再去接受中共的領導。

   

   2001年，在中共獲得奧運主辦權後，我再次抱著幻想，試圖海歸。在大陸的兩月我才得以瞭解中共宣傳出來的“盛世”是何等的烏煙瘴氣。與此同時我有幸耳聞目睹法輪功的奇跡和冤屈。

   

   從環境污染、危機四伏的大陸回來後，我開始瞭解法輪功，並從《轉法輪》中領悟到我在尋找的人生真諦。 從此我才有了打寫中文的耐心。

   

   多虧互聯網讓我得以身在德國，卻能用文章向世人揭露中共試圖掩蓋的真相，聲援抵抗紅色法西斯的民主運動。

   

   

   珍惜女權

   

   

   也引起貴州人權研討會批評的張丹紅，在北京奧運前為中共詭辯時，聲稱在其統治下婦女解放程度比在德國還高。難怪為民請命而一再被捕的郭泉會斷定張丹紅比蘇丹紅還毒。

   

   在剛聽聞給我印象不錯的張丹紅在德國媒體發表上述謬論時，我覺得張丹紅可恥可惡，因為她身為德國之聲的“中國專家”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共的統治下女人象男人一樣被剝奪了人權。在她和我出生那年（1966），19歲的女大學生王容芬因公開抗議毛匪並宣佈退出共青團而遭受13年牢獄之災。六四後她又被迫移居德國。比我小12歲的藏族女尼阿旺桑珍（Ngawang Sangdro）12歲起就因捍衛信仰權開始遭受迫害，前後被囚禁共計11年之久。在國際壓力下，阿旺桑珍於2003年被中共釋放到美國後，被邀請來德國不止一次。還有在德國申辦政治庇護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因信仰而在大陸遭受的慘絕人寰的迫害都足以證明中共是侵權冠軍。張丹紅怎麼可以無視他人的苦難，在德國媒體上宣稱：中共是全世界對實現《人權宣言》貢獻最大的政治力量？

   

   現在想起張丹紅，我則覺得她可悲可憐，因為她即使身在德國，享有女權，卻不知道珍惜。德國之聲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人權、民主和自由等普世價值。張丹紅卻在德國之聲中文組副組長的位上不傳播人權之聲，而甘當中共喉舌。

   

   中共打著“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剝奪的正是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女性權利，而得到的則是與男人一樣被奴役的下場。在中華民國， 女人就已經享有自由戀愛，讀書工作，包括從政等人權。被騙上賊船的宋慶齡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有絕對的自由行使人權，她甚至濫用其地位來幫助政府禁止的恐怖組織，然而，中共在其大力支持下推翻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後，她就失去了人權，只能當個不心甘不情願的統戰花瓶。她地位再高也不能阻止其父母的墳墓被紅衛兵搗毀。

   

   直接投奔中共的“紅色娘子軍”在奪取政權後，雖獲得了暫時的特權，但很快便相繼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孫維世、王光美、江青等先後鋃鐺入獄，孫維世被釘死在監獄， 江青自殺身亡，王光美雖生猶死， 因為她當了12年階下囚後從劉少奇的第六任妻子變成了“毛主席的好學生”，就是說她不僅不敢為被迫害致死的丈夫伸冤，還要一再主動表達對凶手的敬愛。沒有入過紅牢的葉群則在逃亡途中機毀人亡，與丈夫及其兒子成了中共的替罪羊。被動參加革命的女人比如評劇演員新鳳霞則先被優待後被迫害。特權階層的女人尚且如此，就更別說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女人。

   

   在中共專制下生長的女人要麼被打造成螺絲釘比如郭鳳蓮，要麼被迫把婚姻變為謀生的手段比如遇羅錦，要麼淪落為毛匪江賊的性玩偶比如張玉鳳和宋祖英，還侈談什麼女權？

   

   毛匪死後，老百姓剛開始重獲生存、教育等基本權利，但卻很快就被剝奪了生育權。有多少新生生命被殺害，又有多少孕婦被傷害，還有多少陳光誠因此被迫害？這一樁樁血淋淋的事實不僅不被張丹紅所關註，相反還被這個女記者抹殺! 張丹紅自己倒是可以在德國生育兩胎並享受相關女權。

   

   而信仰權則從中共執政後一直遭到嚴重踐踏。中華兒女一入學，就被強行灌輸西方的歪理邪說馬列主義。我很慶幸我這一代在課餘還可以讀《紅樓夢》等古書，得以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我也斷定張丹紅之所以會在德國主動充當中共的喉舌是因為她在北大沒有學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等中華古訓。

   

   對只追求褲腰帶下的自由的男女，當今大陸確實繁榮“娼”盛。在德國靠脫褲子謀取功名利祿不易，但在“紅樓”卻實在不難。

   

   在大陸沒有人之為人的信仰權，但有從人墮落成偉哥和破鞋的特權。因此，利欲熏心，色迷心竅的西方人也會象張丹紅一樣為中共辯護。

   

   而我則想與在暴政下爭取人權的仁人志士以古訓共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這是讓我過目不忘的人生準則。

   

   二零零八年初冬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