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有底線—從性別談起

 

  2003年上網以來， 我屢屢被誤認為男人，雖然我一有機會就透露我是女人的信息。然而“文章相同如兄弟”深入人心，以致彭小明當著我的面也要說我講“哥們兒義氣”，但這還是改變不了我的女性特徵：身高不過1米6，體重不過50公斤，細脖子細腰，對了，我臉上的雀斑好象也很少有男人長吧？

   有位未曾謀面的老先生在阻攔不了我公開揭批余傑是缺乏誠信的投機者後，忽然想“瞻仰我的玉照”，大概是想看看我是否象母夜叉吧。我從網上找了一張我在2006年六四紀念活動上手持藍絲帶的合影寄給他。為了趁機看看這位老先生的敏感度，我不告訴他哪個是我，只在附信中加以暗示。這位退休後拿起筆來反抗中共的理工科知識人猜曰：“右邊第一位”。我答曰：“我雖是右派，但不極端，排行老二。請問您為何把她當我？”老先生確實如他所說喜歡抬杠，可不，他逼得我重復了一遍答案後表示：“真的？您的文章板著面孔，人卻笑得這樣燦爛，別怪我猜錯了。”

   愛笑和愛哭是女性特徵，我也不例外。照片上的我展現的當然多是笑容。本來我覺得自己尖嘴猴腮，但不知為何照片上的我多變成了圓臉或寬臉。為此我特意問過一位把攝像機鏡頭對著我的德國人，我的臉在屏幕上和照片上怎麼會這麼寬？他的解釋是因為用的廣角鏡。身為女人我也不懂技術，某天，我心生一念，覺得這是我寬容的一個表現。

   捫心自問，我應該算得上寬容。我不吃醋，也不嫉妒。我從來沒有因為某個男人和別的女人鬧過矛盾；我也從來不過問某個男友和別的女人的關系；我更沒有和某個男友因分手而成仇人。鑒於我沒有生兒育女的願望，我覺得自己不配為人妻。當我不幸愛上有婦之夫時，也只會心生為人妾的願望，可惜雖然也有女人公開表達“渴望一夫多妻制的生活”，但這不是我的如意郎君的渴望，而我是個古董女人，相信因果報應，不敢去搶別人的丈夫。見歌詞曰：“十個男人／七個傻／八個呆／九個壞／還有一個人人愛”，我哈哈大笑。

   看見有人表示“對一個女作家來說，未婚是張金牌。”她也持“寧可不嫁也不亂嫁”和“孤獨是一種境界”的觀點。我感慨萬端，真想寫篇讀後感，可惜我一心反抗中共、還擊共特，無心撰寫女性系列，雖然我還有一腦袋的女性幻想，沒有倒出來。

   “夫風者，天地之氣，徐起於泰山之阿，沛然於松柏之間。”我自以為我名如其人，陰（徐）陽（沛）兼備，這或許就是我能自成一家、自得其樂的原因吧。就是說，我算手持“金牌”的女作家，正好有反抗中共、還擊共特需要的陽剛之氣。

   我欣賞的作家和作品也千差萬別。如果說《紅樓夢》和《西游記》是我最愛的中文作品的話，那麼，《簡愛》和《小王子》就是我最愛的外文作品。上網前我欣賞的當代中文作家有張戎、虹影、王朔、高行健等，上網後我贊賞的獨立作家更多。不過無論他們風格如何不同，表現如何不一，但他們的共同點是不崇洋媚外、反共不反華。我自己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共作家，以“驅除馬列、弘揚中華”為己任，與中共偶像魯迅為代表的紅色筆桿子勢不兩立。

   再寬容也得有道德底線，否則，就會犯胡適的錯誤，把寬容變成縱容。換言之，我沿用傳統道德標準，審人度事，與中共正好顛倒，以致不分黑白的讀者覺得我象中共一樣非黑即白。我不會批評誰在大陸享有特權，只要他不媚共；我也不要求誰以反共為己任，但我不容忍言行不一的劉曉波及其擁躉余傑等，因為他們不僅言行不一，而且起到為中共混淆視聽的作用，畢竟我以反共為己任。

   

黨文化帶菌者

   因為推崇胡適而縱容魯迅徒的老先生在閱讀我的《從罷免談起—余傑和丁子霖之我見》後，扣了我頂高帽子“黨文化帶菌者”。而我以為這頂高帽子很適合奉還給包括他在內的丁子霖或吳弘達的同齡人。

   我發現在中文網上活動的不僅僅是清水君這樣的胸懷大志的後生們，也有好些至少年長我二十歲，也就是說已過花甲的先生們。他們多半在中共暴政下生活了大半輩子，甚至還象吳弘達一樣勞改過。就是說，他們反共多半是出於“苦大仇深”。而我反共是出於人性和道義。

   十七歲（1983）前，我雖然也被中共赤化，但因為我是生長在中共幹部家裡的獨女，沒有生存和升學等的壓力，可以憑個人興趣歡度時光。為了應付考試，我雖然不得不死記硬背中共灌輸學生的那一套歪理邪說，但根本就消化不了，總是考完就忘。如果不是親朋好友的督促，我恐怕會因此連大學都考不上，更不會象余傑有考北大的目標。十七歲時，我幸運地考上四川外國語學院德語系，而大學四年正好是胡耀邦、趙紫陽掌權的八十年代，我得以在十八歲時就認定入黨不符合我的意願，也本能地排斥紅色文藝。我從高中時愛聽愛唱的就是鄧麗君等港台歌星的歌曲，從來沒有看過一場中共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簡言之，黨文化對我幾無影響，即使帶了一點菌，也被六四死難者的鮮血沖洗得一乾二凈。

   相反，吳弘達這樣的三十年代生、八十年代出國的大陸人才是“黨文化帶菌者”。我出國時，22歲，對勞改一無所知；而吳弘達出國時，已48歲，當過19年豬狗不如的勞改犯。為了生存，他甚至會“生咬蛇頭”。這一點就足以形象地表明中共的勞改多麼可怕，吳弘達被勞改得象中共一樣為了一己私利心狠手辣。

   自從吳弘達阻止美國國會就活摘器官召開聽證會後，我向一系列與他打過交道的人打聽過他的情況。沒有一個人驚詫他與以“真善忍”為宗旨的法輪功為敵的言行，因為這符合他的一慣品行。吳弘達嚴重干擾了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各國對中共活摘學員器官牟取暴利這一滔天罪行的重視。在兩個真正的人權活動家的調查報告問世後，吳弘達無絲毫反省悔改之意，還把他操控的中國觀察變成了馬屁文章發行站。感謝力虹、老久等仗義執言，用嚴謹的思維和嚴密的邏輯揭穿了吳弘達之流的騙術。

   我只想在此指出那篇自己打自己耳光的馬屁文章中的一句話“他（吳弘達）的思想觀點與求實的學風，奠定了他高尚的人格與品德”顛倒黑白的典型實例。首先，思想觀點與學風不可能奠定人格與品德。相反，一個人的人品決定他的思想觀點與學風。其次，吳弘達一邊與法輪功學員合作，一邊在背後詆毀法輪功學員的行為違背做人要坦誠相待的起碼道德。撒了謊不承認還繼續撒謊更非正人君子所為。正因吳弘達不具有高尚的人格與品德，他才會有言行不一的偽劣表現和惡劣影響。這樣的“黨文化帶菌者”既可憐，又可悲，更可惡，因為他已經成了污染源！

   

三妹也反共

   在我借用各方仁人志士的文字和文章奉勸老先生不要被余傑的真話秀所迷惑時，聯繫上另一位理工科出身的反共同行。

   筆名三妹的她和我一樣在郭飛雄的公開信見網後就認定余傑等是偽基督徒，但我倆畢竟是女人，沒有立即象男人們一樣專門撰文抨擊，可惜余傑又在面對兩位必將載入史冊的西方人權活動家已用確鑿的事實論證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之時再一次象中共筆桿子一樣表演“假大空”的真話秀！我忍無可忍，奮筆疾書余傑老底—不思悔改的“文壇剽客”，這是比嫖客還要嚴重的惡劣品行，根本就缺乏講真話的資格。

   三妹則發表《讀余傑文章“以真話來維權”有感》，因為她也“感到，自郭飛雄事件後，此篇文章再一次清楚地反應出余傑的思維方式和人品。”並且也認為“這種沒有任何證據推理，空泛地斷言，並用高談大道理的方式力圖壓倒對方的文章即不負責，又不道德。”然後三妹用事實駁斥了“總用上帝和說教來抬高自己形像的余傑”。

   我看後大喜，趕緊找上門去告知：我第一次讀她的文章就覺得很相投。我後悔上網發文沒用我的小名四妹，一來這樣我就可避免老被人誤為男性，二來我就可在形式上和她一唱一和了，畢竟她和我是少找的有公民意識的女人，並且還都支持法輪功。

   沒有想到的是三妹回信說：她雖然筆名用的是小名三妹，但也有很多讀者根本不相信她是女人，還有不少人說她是故意想吸引讀者，男人取女人名，惡心。她的文章《消極等待不可取，中國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發表後，有讀者評論說，女人絕寫不出這類文章，如果三妹是女人，她後面必定有個男人在出主意。

   三妹確實有個心心相映的丈夫，還有個已成年的女兒，堪稱賢妻良母，但她寫文章可不用他丈夫出主意。象我倆這樣的女人自己的主意都無法全部輸入電腦，怎麼會當“剽客”？

   三妹在來信中還說：人們對女人普遍看低，尤其不相信女人有政治頭腦。她喜歡跟與她有相同理念，相同價值觀的女人交朋友。當她看到有人推薦憲法執筆人，我的名字也出現在男人堆中時，高興地告訴她丈夫，這很好，人們在認可我們女人，認可我們女人不是政治盲。遺憾的是，在中國人中，有我們這樣理念和價值觀的人是極少數，有我們這樣理念和價值觀的女人就更少之又少。

   三妹不僅象我一樣具有公民意識，也象我一樣能通過文章鑒別作者的性別和人品，可惜男人多半失去了這種能力。余傑在其真話秀里暗中詆毀的基督徒趙昕也曾把我當“徐兄”。我問他憑什麼以為我是男同胞，他說他“以文取人”，而我的文章“很有力度”。

   說實話，我這個不懂電腦的女人之所以上網反共，就是因為我覺得有陽剛之氣的男子漢太少了。我和三妹一樣現在的最大心願就是為推倒中共出把力。自從高智晟勇於為法輪功公開挑戰中共以來，我倆也都不約而同地成了高律師的粉絲。我一再通過各種形式向高律師表達敬意，而三妹則表示要掃除所有對著高律師嗡嗡叫的蚊子！

   我最高興的是三妹也認為那些認不清中共本質還寄希望於中共的人，看不到《九評共產黨》的歷史意義的人，尤其是那些歧視甚至仇視法輪功的人，都不是我們的同路人，這其中就包括吳弘達和余傑等劉曉波擁躉。他們在我眼裡都是偽類。真正的自由知識人絕對不會迴避為被中共迫害的法輪功呼籲，更不會落井下石！

   

2006年8月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