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與女權

   身為女子在中共國會被性侵犯不說，還會因性別生下來便被殺害，被拋棄或被虐待。中共的政策還導致無數女子被強行流產和結扎以及被迫賣淫。六百萬之多的女子以淫為業。同在娛樂圈，劉曉慶靠自我奮鬥，便會因稅務受盡折磨，如果宋祖英沒紅色保護傘，怎能連續十幾年上中共中央台的春晚獻媚？要知神州大地，媚女層出不窮！我記住的有由玉女淪為欲女的鞏俐，還有以演紅色的“小花”出名後出國，但即使在美國嫁了兩個丈夫後，還會在中共迫害法輪功時充當馬前卒的陳沖……

   好在象陳沖這樣在中共1970年代末被迫打開國門後，投奔自由嫁給洋人的幾十萬女同胞中不缺有良知的人才。中國科大少年班畢業的黃慈萍是其中之一。她曾就中國女權受到的侵犯在聯合國做過專題報告。她在洋人中不曾經歷而在華人中屢見不鮮的性騷擾讓我想起清朝的一首《小學詩》：“淫亂姦邪事，原非人所為。守身白如玉，一點勿輕虧。” 如果中華兒女不是受的馬列毒害，而是傳統教育，怎麼會出這麼多流氓？

   在我找到足夠的證據說明中共沒有解放婦女，而是讓婦女失去了更多的權利後，左想右想，卻難以按預訂計劃為女權撰文，因為我覺得做個男人更難。更何況他們在中共國也會受到性騷擾。

   我的一位德國友人1997年曾被一家公司派往北京，但只呆了半年就狼狽逃亡。除了他感覺公司的電郵受到監控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幾乎每個月他都被騷擾，有一次竟然是深夜2點。他被敲門聲驚醒，睡眼朦朧地看見一個媚女正鬼鬼祟祟地站在門前。高大魁梧的他嚇得一聲不吭，趕緊閉門。要是換了我，肯定會怒斥騷擾者，但這好象是女性的權利。真慶幸我享有女權。

   我很小就喜歡用指甲花給自己染指甲之類的事項，滿足於帶發卡、穿裙子等女權。我媽讓我報考外語學院也因我是女孩。這是我今生最關鍵的一步。外語象把鑰匙，開啟了我通向世界的大門。在“六四屠城”前我雖然本能地反感中共教材，但不知中共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所以既不痛苦也不害怕。

   已40多歲的關之琳近日在回答記者時說“我是頭豬，一頭愛睡覺的豬”，這何嘗不是女人的特權？也只有象豬一樣，才可能在中共統治下安穩度日。23歲前的我也是一頭愛睡覺的豬。

   但“六四屠城”喚醒了我，促使我攻讀哲學，以攀登思想高峰。八年（1989—1996）工夫換來一句話：馬列主義邪惡無比，中國文化博大精深。1996年，我試圖回國，不是有心報國，而是我申請簽證時，曾簽名保證學成歸國。我人到了北大才體會到，我受不了北京的環境污染，也難以重新接受“黨的領導”，就是說，我已不再是頭豬，但還是沒有男博士比如王炳章的雄心壯志。一見北大不合意，我扭頭就走。

   如果我是男人，肯定不能如此簡單行事，因為男人即使沒有遠大抱負，也得考慮養家糊口。再說在而立之年沒有如願以償就職，對一個男人來說肯定是一大痛苦。我卻因為是個女人樂得不當上班族，也不在乎掙多少錢。不願回國當豬的好幾位文友就得為養家而在德國開中餐館。另一位文友，曾是社科院的研究生，被迫白天當倉庫工，業餘搞翻譯。如果他是女的，即使不能象我一樣進入德國文化界，也肯定會為德國男人追求，進入德國社會。可惜中國男人在西方則少有女問津。同樣流亡，性別不同，待遇不同。

   如果我不是東方女人，肯定也不太可能請動四位西洋畫家專門為我的德文詩集插圖。同時我也相信如果他們遇到“上海寶貝”，或許會傾倒在她的大腿下，但絕不可能會專為她勞心費力地刻鋼板。我出第一本詩集時，最初想選一張美化我的照片附在書後，可第一位畫家的助手表示這樣有礙詩集的藝術價值。從此我學會避嫌。既然我只想弘揚中國文化，當個中國文人，就不能授人把柄，被看成“美女作家”，確切地說女“性”作家，所以，我照過無數美人相，但從不公開。

   總之，多虧我是女人，才能自由自在地在德國當中國文人。也因此我有條件在2002年第二次歸國不成後一改過去拒絕落網的態度，涉足中文網。並且從2003年起開始無償為互聯網供稿。

   我作為女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是為了愛中國，愛清水君、劉成軍等中國人，他們才算得上中華民族的精英。

   師濤因傳播六四信息被中共判刑後，我曾專門給他的妻子打電話，想安慰她，讓她不要難過，沒想到她不怨中共非法逮捕了自己的丈夫，卻說和她結婚一年的丈夫騙了她。

   我自己也曾是中共製造的豬，現在成了德國人，無法再與共產豬交流。

   高興的是越來越多的同胞已不再當共產豬。大紀元網站的退黨聲明每天都在增加，至今為止已有20多萬同胞已公開表示自己是個中國人！

   作為女人我還有一個特權：生命之輕。我即使反抗迫害，也喜歡游戲，想來安琪也一樣，她主持的看中國網站推出的踩江游戲深得我心。在此借來《踩江之歌》獻給讀者：

   踩江鬼，踩啊踩，行將就木不下臺，攬權謀私成禍害，人民巨足踩下來。 踩啊踩啊踩江鬼，斂財賣國大獨裁，民脂民膏踩出來，解決溫飽心歡快。 踩啊踩啊踩江鬼，謊言禍國心太壞，踏上千腳否極泰，中華民族有未來。

   

   2005年3月12日　於科隆大教堂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