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女性”—從張愛玲到蕭紅

 
 

引子

零三年，我涉足中文網以來就在揭批中共、黨文化、五四“新文化”及其奠基石胡適與魯迅。在我看來，胡魯堪稱五四“新文化”藤上結的兩個假葫蘆，毒害了五四後的幾代中國人。我也在《五四後果：女“性解放”》、《楊絳比魯迅正派》、《走馬觀花（章詒和-冰心）》和《同是三八 — 背對丁玲》等文章中評介了五四後登上文壇的女作家蘇雪林(1899-1999)、冰心（1900—1999）、丁玲（1904-1986）、謝冰瑩（1906—2000）和楊絳（1911-2016）等以及她們對“新文化”與胡魯的態度。

《色，戒》被改編成電影引發的爭議促使我查看了本無暇顧及的張愛玲，於是獲知張愛玲曾在日本投降後被斥為“女漢奸”並與包括女共特關露(1907-1982)在內的另外十多個上海文人名列“文化漢奸罪惡史”。這一來我才註意到張愛玲和關露們的相同之處，她們都算五四“新文化”造就的敢於殺害自己腹中胎兒的“新女性”。

關露像丁玲，是三二年加入中共的左翼作家，她在“解放區”和“新中國”遭受到比丁玲還殘酷的迫害，因為中共派遣關露執行的是見不得光的特殊任務，所以中共不承認關露是共特，而《色，戒》原形國民黨特務鄭萍如卻在犧牲後得到表彰。丁玲在遭受迫害時有位小丈夫與她同甘共苦，不離不棄，而關露則被其戀人王炳南在“黨媽媽”的要求下拋棄。丁玲在關露自殺後表示：“她是一個善良的人，甚至有點傻，總是犧牲自己。她的心靈負了傷，孑然一身，沒有親人，她是很寂寞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一個認同謀財害命的共產邪說的人不能算善良，一個有識之士比如殷海光也不可能看不到中共的邪惡，總之，關露成了中共的犧牲品，卻沒被列入中共的現代文學館，也沒有關露研究學。

所以，我決定評介與關露同屬左派，但有其研究學的蕭紅（1911-1942）以及與她們不同派別但同檔次並且暢銷的張愛玲（1920-1995）。張愛玲與蕭紅分別推崇胡適和魯迅。她們的墮落與其導師密切相關。如果沒有反道德反正統的五四“新文化”，本是小家碧玉的蕭紅怎麼可能墮落為中共的“奴隸”，成為中共爭取民心的工具？而本是大家閨秀的張愛玲怎麼可能甘當“小市民”，既在抗日戰爭時期，又在六四屠殺後成為民眾的精神麻醉品？

以魯迅為“導師”的“奴隸”

魯迅在國際共運的中國先鋒《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後，成為“左翼巨頭”，得到無數處於青春叛逆期的熱血青年（中共的術語則是“進步青年”）的崇拜。丁玲也曾給魯迅去信，但沒得到答復；而蕭軍的信卻得到回復，因此特地趕去上海拜見魯迅的兩蕭在中共的現代文學史中成為魯迅關懷下一代的實例，其實這也是人以群分的實例。

蕭軍（1904-1988）是將蕭紅引進左聯，引上賊船的五四“新青年”。五四“新文化”的一大特點是忘本忘宗，改姓改名。兩蕭本來分別姓劉和張，他們先在東北靠共產國際的資助出版了第一本書，到上海後，三五年則在魯迅的支持下，與關露介紹進左聯的葉紫出版了“奴隸叢書”。在文革中挨紅衛兵暴打的蕭軍可算紅衛兵的榜樣，他曾大言不慚地說:“在舊社會，我打架的次數比發表文章的篇數還多！那就是我用拳頭寫的文章。”在兩蕭同居的六年（1932-1938）里，蕭紅的臉上就有蕭軍“用拳頭寫的文章”。

從許廣平（1898-1968）的文章中可以獲知蕭紅在上海時去她和魯迅的同居處頻繁，引起了她的不滿，甚至有人說是吃醋，畢竟蕭比許還不守道德規範，完全可能與許爭風吃醋！據稱蕭紅在彌留之際感嘆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其實不然，性別本身不是痛苦的根源。蕭紅受魯迅及其“新文化”的影響，反“封建禮教”即道德規範，與五四“新青年”們亂來，被拋棄，被折磨，飽嘗陣痛之苦，卻未嘗到母親之樂，這叫報應。

蕭紅在四二年一月的絕筆中表示：“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就是說她象魯迅一樣臨死都沒有善言，絲毫不反省自己都幹了些什麼，為何會“遭白眼冷遇”。蕭紅象魯迅一樣是肺病患者，象魯迅一樣用毒眼看世界，也象魯迅一樣病死後立即得到中共的吹捧和利用。（請在網上查閱《我看紅色文藝及其源頭》）

四二年三月，丁玲在延安發表《“三八節”有感》並因此遭到批判，與此同時，五月，躲在抗日後方的中共在所謂的“文抗”作家俱樂部舉行蕭紅追悼會。據稱約五十人參加追悼會，其中包括丁玲、劉白羽、蕭軍、舒群、艾思奇、何其芳、艾青、陳企霞等紅色文人。蕭軍在會上介紹了蕭紅的生平。其時國民政府正在進行艱苦的抗日戰爭。

到了蕭紅逝世四周年時，正值中共利用各方面力量顛覆國民政府的時候，於是中共以東北文化協會的名義在重慶舉辦了一個有郭沫若、茅盾、馮雪峰、聶紺弩、駱賓基等八、九十人參加的紀念會。這次紀念會進一步被利用來抹黑中華民國，為中共爭取民心。在這次會上茅盾聲稱：“蕭紅的死與其說是死於疾病，不如說是死於所有現在社會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窮困和不自由。”象茅盾這樣的紅色文人在“舊社會”或許窮困，但相當自由；而在“新中國”他們雖曾一度享有特權，也或許擺脫過窮困，但絕對沒有獲得自由，相反還失去了曾有的自由，尤其是人的尊嚴！

到了五七年，當丁玲等已被打成反黨集團時，中共還在廣州舉行了蕭紅的遷葬悼念儀式。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和《大公報》特別加以報道。《文匯報》第三版上，還全文刊登了以蕭紅遷葬委員會致的悼念詞。悼詞稱蕭紅三四年到上海後，“得到了魯迅先生的幫助和影響，並從魯迅先生的思想、工作、作品當中體現了黨的文藝政策，表現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方面受到了教育，使她對當時在反動派統治下和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人民苦難和鬥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更強烈的感受，從而更激發了她對反動勢力鬥爭的熱情，提高了她的文學創作思想水平與藝術水平，使她後來陸續寫出幾部在思想和藝術方面都比較以前更成熟，比較以前更優秀的作品。”  就是說蕭紅在魯迅的毒害下，墮落成謳歌“無產階級革命”和吹捧魯迅的紅色筆桿子。蕭紅在“黨媽媽”的指示下寫了一系列文宣紀念魯迅，比如《記我們的導師》、《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生活散記》、《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等，還寫了啞劇《民族魂》。不過，蕭紅能在中共的現代文學館中占有一席之位應與其早死不無關系，因為關露也視魯迅為導師，也是寫有《一個可紀念的日子》之類的吹捧魯迅的紅色筆桿子，而且她還是紅色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裡》的作者。

在上述悼詞中蕭紅被美化為“很年青的時候，她就以一個女戰士的姿態出現”。類似於此的中共術語是“反抗封建包辦婚姻”，而史料透露，蕭紅事先同意家人給她相中的未婚夫，後來卻和一個有妻室的表哥私奔，從而被父親開除族籍，未婚夫的家人也因此不再接納她，而她又倒回來與未婚夫同居，懷孕後未婚夫卻一去不復返。無法交付旅館費的蕭紅在求救時，結識有婦之夫蕭軍，立即與之同居，產後把新生兒送人。

象蕭紅那樣懷著甲的孩子投入乙的懷抱，再懷著乙的孩子投入丙的懷抱的“女戰士”在今天也罕見，也令人不齒，堪稱“流氓無產者”！如此不自尊，不獨立的女人居然象魯迅一樣自以為是，污衊父老鄉親“愚昧”。

蕭紅在思想上與魯迅一脈相承，反道德規範，反正統文化，其文風也證明她確實以魯迅為師，請看她的自傳《呼蘭河傳》中的一段：“呼蘭河這小城裡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快七十了 ，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這和魯迅的名句：“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一樣違背常理。每個正常的作文老師都會給造這種句的學生打不及格，因為造句的準則是簡潔明快！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堪稱此理的典範。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才會有意說廢話！

視胡適為“神明”的“小市民”

張愛玲曾表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我看蘇青》）

冰心、白薇（1894—1987）與張愛玲的母親、姑姑同輩，都曾留過學，可惜冰心親共，白薇擁共。張愛玲沒有被打著“為人民謀幸福”的幌子欺騙人民的共產黨迷惑，不是因為她比冰心、白薇高明，而是因為她只關心自己的名利情。蘇青（1914—1982）也一樣。

白薇和小她六歲的戀人楊騷（1900—1957）也是中共領導的左聯成員，都支持階級鬥爭，頌揚暴力革命，為中共奪取政權出過力，不過在“新社會”紅色文人生前都遭受迫害，都不走紅，楊騷的兒子在七三年還因政審不合格而失去上大學的機會。但楊騷死後與蕭紅為鄰。不過，隨著張愛玲在大陸暢銷，左聯成員也開始走紅。白薇還被電視劇胡編亂造成“巾幗英雄”，白薇與楊騷在三三年出版的情書集《昨夜》也再版，我翻閱了幾頁，味同嚼蠟。白薇的所謂“序詩”簡直就是毫無詩意愛情的怨言，在此摘錄一段：

“如今，我是‘為甚麼還不死’的廢人，

如今，是慘的病重的債累我不敢呻吟，

如今，我空寂的胸中，葬著一顆長恨的心！”

我不知張愛玲為何瞧不起白薇，但白的文筆確實無法與張相比，不過在我看來她倆都是“怨女”；張愛玲瞧不起的冰心在我眼裡也只能算“兒童”作家，否則，她不可能當了半輩子中共花瓶。冰心能被中共統戰和利用的原因可在其名篇《小桔燈》中找到。冰心出於博愛，同情被國民政府追捕的中共黨員家屬，這當然沒錯，但她象東郭先生一樣不知道中共狼的危害，則大錯特錯。

中共奪取政權後，冰心的“小桔燈”就成了中共賊船上的亮光。冰心比魯迅小十九歲，但與魯迅同時登上文壇。當魯迅們吶喊“救救孩子”時，冰心則在《寄小讀者》中請求孩子們“幫助我，提攜我”。就是說，冰心從一開始就在無意識地以愛心抗衡魯迅們的仇恨。（蘇雪林比冰心高明就在於“反魯”幾乎成了蘇雪林半生的事業。）

冰心雖算五四知識分子，但遵從傳統道德，從一而終，養育了三個孩子，象楊絳一樣是賢妻良母。張愛玲則象胡魯一樣蔑視傳統道德，嫁過兩次，第一次搶了別人的丈夫，成了五四“新青年”胡蘭成(1906-1981)的第N任妻子；第二次，與一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未婚先孕，與之結婚後還是將胎兒殺掉。如此冷血動物卻表示，看見胡適“確是如對神明”！這證明胡魯們的“新文化”運動確實將張愛玲們改造成褻瀆神明，蔑視道德，缺乏愛心的五四“新女性”，要知張愛玲從小就在父親的桌上看到宣揚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胡適文存》。

張愛玲認同的蘇青則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蘇青想當玩弄男人的女流氓，結果只能是傷人害己。蘇青自己知道“我終究脫不了市儈氣味”，但不以為恥，反而大談 “俗人哲學”。

陸游說，“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讀書就是閱人，看一個人的作品就能斷定其道德品行的優劣和精神境界的高低。在我眼裡張愛玲和蘇青只能算賣文為生的文匠，張愛玲自己也承認“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張愛玲象《色，戒》的女主人公一樣沒有道德觀、正義感，只為情欲和物欲所驅使。如果說魯迅暴露的是他身為男人的陰暗面和劣根性的話，那麼張愛玲則暴露了她身為女人的陰暗面和劣根性。魯迅生活在中華民國，卻濫用自由，宣泄其陰暗的心理（鐵屋子），而張愛玲五二年去香港，五五年到美國。可惜在自由的美國她卻生活在自己的心牢里，直到九五年獨自死去。

五四“新女性”筆下的病態女人就象她們的導師們筆下的病態男人一樣都是自己的化身，而不是中共筆桿子所說的什麼“國民性”，但願讀者明辨並引以為戒！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