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與韓寒之我見
2000年,流亡法國的華人高行健(1940-)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正在義大利的威尼斯,無暇也無意關註各界對此的反應。畢竟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起便幾乎每年一頒,那時就有11位德語作家得獎,而我在西方生活了12年,對此已見慣不驚。
諾獎得主
九年後,德語諾獎得主已達到13位,對我有啟發的只有赫塞和海因里希·伯爾。別的我要麼無緣拜讀,要麼拒絕閱讀比如《呼吸鞦韆》。一個原因在於歐洲是共產邪惡主義的發源地,共產黨文化也滲透了歐洲的各個階層。諾獎評委中不缺左派,他們不看重傳統價值觀,被他們選中的作家甚至有違諾貝爾遺囑中強調的理想主義。
唯一的華語諾獎得主與別的諾獎得主例如一再引發眾怒的君特·格拉斯相比還不錯,因為高行健在六四屠殺後,公開退出中共,宣佈不再回到共產極權專制下的祖國。三個月後,高行健創作了與此相關的話劇《逃亡》。他主張救己先於救國救民。這可以算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現代版。
而格拉斯樂於涉足名利場,他在譴責別人是希特勒跟班時,隱瞞自己曾加入武裝黨衛軍。不僅如此他還一直與德國憲法界定和保護的普世價值唱對台戲。2008年,在他簽名支持把德國之聲中文節目辦成中共之聲的張丹紅後,我忍無可忍用德文予以抨擊。格拉斯們不僅可以在大陸出版發行,而且還受到中共媒體吹捧。倒是主張逃亡,沒有主義的高行健一直遭到中共封殺,以致大陸讀者難以獲知他的存在與作品。我學成不歸沒有受高行健的影響,但我也象他一樣把個人自由放在首位。
高行健的可貴
高行健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即使是他那篇贊美赤色偶像魯迅的雜文我都覺得不錯,因為它們都真實地再現了作者在共產極權專制下的扭曲生活與精神追求。雖然高行健在39歲時還在吹捧魯迅,他的主要作品《靈山》透露他對魯迅的瞭解來自紅色宣傳,但他既不象魯迅一樣反中國文化,又不象魯迅一樣好與人鬥,甚至淪為共黨的工具。我尤其贊賞他在被診斷為肺癌後會“心裡默念南無阿彌陀佛”。他發自內心的祈禱感動了神佛,絕症不治而愈,可惜他似乎至今未意識到自己獲得的這份恩典。象高行健一樣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物理學家方勵之,在2012年春天突然辭世前自己透露,2010年寫文感謝母親讓他有一副70多年不進醫院的身體,“忘了也要感謝上帝”,結果2011年夏天就住院。
高行健獲諾獎後,遭到魯迅式的批判,他自己沉默以對,倒是我一有機會就為他辯護,因為我竭力主張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選擇。在正常社會,文學藝術可以脫離政黨政治,但在極權社會任何人尤其是文藝工作者都無法擺脫獨裁政黨的政治。高行健拒不從事政治活動,因為他曾飽受共產政治運動之害,不能要求高行健因為諾獎而改變自己。更何況他的非政治性或曰反共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2009年,高行健也出席法蘭克福書展,可惜我忙於自己的活動,無緣與他相逢。不過我認識的一位大紀元記者聽了他的講演,還向他徵求對大紀元的意見。高行健笑答曰:“挺好,有些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深度”。在這篇報道中,高行健認為:“作家在政治面前、在社會面前,只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造這個社會,改變政治,我認為面對這些,作家是無能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對紙和筆的時候,如果他的內心是自由的話,他的創作就是他的真實,這個創作可以不顧一切的阻力和社會的條件限制。”這可以算作高行健的人生觀世界觀。“真誠是作家的本領,真實是作家的價值”則可算高行健對作家的定義。為了自由,為了真實,為了創作,高行健寧可流亡異國他鄉。誰都無權要求他象王若望一樣去爭取大陸民主化。人各有命,民主的真諦就是尊重各人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外人應該也只能接受高行健的自我期許,“我把文學創作作為自救的方式,或者說也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寫作為的是自己,不企圖愉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改變不了”。
高行健算是世界文壇的中國代表,值得欣賞,但我不會專門去購買。一是嫌他“性”趣濃厚,二是因為我認同豐子愷所言,人的生活象一棟由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靈魂生活組成的三層樓。精神生活指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則指宗教。而我早已從還在二樓探索的高行健身後爬上了三樓。所以,我知道,中共可以逼迫各族精英逃亡,但無法阻止他們也可能象葛瑪巴16世(1924-1981)一樣魂歸故國,轉生大陸。80後中既有噶瑪巴等藏僧的轉世靈童,也有前世不明的楊銀波(1983- )、王藏 (1985-)等漢族英才。
韓寒現象
在高行健因中諾獎名揚全球,唯獨被中共封殺的時候,還是中學生的韓寒以反映中學生活的《三重門》成為大陸的暢銷作家。這一年也被中共認可的15歲的第17世噶瑪巴卻被迫秘密爬過雪山逃到印度。
比噶瑪巴大三歲的韓寒被迫退學前,寫給摯友一段告別語,表示,“你一定要接觸最底層社會的人。切記,要不附權威,不畏權勢,不貪權力。為了快樂,切莫做官。有失必有得。”能在17歲時有如此見解,足以證明韓寒也有不尋常的前生。我上初中後也反感政治課,但沒有勇氣象韓寒那樣拒絕接受被中共借學校灌輸“廢物”,闖出一條拒絕赤化的獨特之路。韓寒不用象我一樣出國留學,也能“感覺很多中國的作家都挺不自然”;勇於斷言“我們是踐踏文化的大國,絕對不是文化大國”;敢於痛斥大陸文壇,雖然用語不雅。畢竟他耳聞目睹的是真流氓李敖和假流氓王朔,而在馬列戈壁也時興大話、假話和臟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韓寒不僅能講真話,還能做到不抽煙不酗酒,熱心公益,沒有性醜聞等實屬不易。更何況他還人緣很好,人氣很旺。
以魯迅為榜樣的方舟子們無真憑實據地指控韓寒有代筆後,韓寒的寫作見證人分別接受採訪,其中之一將上述告別語公之於眾。韓寒把他12年前寫的話又手抄一遍發在博客並表示,“信中雖有意氣用事,但這些少年文字,也將一直註視著你我”。韓寒在大陸那樣腐敗的環境下能夠一如既往,特立獨行,實在可喜。少年韓寒開啟了抵制奴化的新風尚;青年韓寒則拒絕加入聽命於共產黨的“中國作家協會”,他的名言有,“我會不會加入作協?如果我去了就能當主席,我就去,我下一秒就把作協給解散了”。韓寒的愛情觀也不錯,“多少歲,有沒有房子,房子有沒有貸款,這些都不重要,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這個雖然是個俗話,很老的話,有的時候人不需要那麼現實,有一點點理想主義也算是一種打開”。
2010年, 針對很多人希望韓寒成為當代魯迅,韓寒在採訪中回答說:“感謝他們的厚愛。但是我個人並不很喜歡魯迅。”韓寒也象高行健一樣,雖然深受中共黨文化的開創者魯迅的影響,但天性決定了他們與魯迅及其傳人方舟子們水火不容。
韓寒與方舟子的區別
韓寒對革命、民主和自由的看法固然有待提高,但我相信這是韓寒作為既得利益者的真實想法。大陸盛行造假是極權專制使然,韓寒痛罵,罵的是公權力,是甘願被閹割的餘秋雨們;可方舟子打假,針對的是無權無勢的個體和群體包括弘揚世界的法輪功。 方舟子打假得益於極權專制,而共黨也需要方舟子這樣的假打小廝。針對方舟子主觀臆斷韓寒有代筆,有網民表示,韓寒“用嬰兒的眼睛和說相聲的口吻,說出了我們的皇帝沒有穿衣服這個明顯的現實 — 無需深刻的思考,大家其實都知道,只是我們都失去這個勇氣或沒有這樣的幽默感。 卑鄙無恥的方舟子,誤導了公眾的輿論和視野,把韓寒的‘談革命、論民主、要自由’的大局攪渾了,方舟子最大的功勞無非就是轉移了對韓三論的熱論,達到了他維穩的真實目的”。另一網民則披露方舟子攪黃了韓寒“率領車隊開越野車闖凍死骨村的計劃,以韓少之影響,振臂一呼粉絲雲集,盲人早就得救了”。就是說,韓寒也關註被軟禁在山東臨沂東師谷村的維權英雄—盲人陳光誠 。
在藉助互聯網觀註方韓筆戰的過程中,我得以進一步瞭解韓寒以及與他一起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大陸新一代(70尾、整個80後和90頭)。用韓寒的話說,“他們出生在洗腦教育的時代,卻沒有攤上人與人之間揪鬥的年代,教材只洗了他們最不記事的那部分大腦,而且由於洗腦內容實在枯燥,引發逆反,同時網際網路和西方產品出現,他們會有更深的被欺騙感。由於找不到實際的行騙者,他們也暫時沒法報仇,他們現在雖然都在社會里不上不下的地方掙扎,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也只限勾心鬥角,但都更加努力,因為社會劇變的帶來的暴富機會他們都沒趕上”。韓寒有意無意地迴避了中共迫害法輪功。而韓寒從1999年進入公眾視線以來,正是無數大陸民眾因法輪功被中共濫用國家機器迫害得家破人亡,四處流亡的13年。
有底線的奴隸
與高智晟相比韓寒不是漢民族英雄,只能算有底線的中共國奴隸。沒有選舉權的人算不上公民;做不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人也不算公知。無論如何,我象拒絕做奴才的蕭瀚們一樣沒有發現韓寒有代筆的證據,倒是發現他一再被人代筆,而他也一直在機智地代言。
遭到無端指責後,韓寒在博客上轉發一篇戲弄方舟子的網文《質疑魯迅》。他在推薦語中表示,“ 大家都知道方舟子先生崇拜的作家是魯迅,但是今天有網友用方舟子的手段發現,魯迅也是假的。”網文作者幽默地向方舟子表示,“我也許一不小心揭破了中國文學史的一個驚天大騙局—人造魯迅!”這表明韓寒及其讀者群已經失去了對紅色偶像的敬意。即使他們不能獲知魯迅是共產國際間諜比如史沫特萊哄抬出來欺騙世人的五毛始祖,他們也在搞笑中不自覺地去馬列化,去毛魯化。這是幾代中國人努力的結果,也是韓寒現象的可喜。
可惜韓寒卻推崇跳樓自殺的張國榮。“萬惡淫為首”,用此標準去衡量張國榮,不難回答他遺書中的問題“我一生人無做壞事,為何會這樣?”張國榮的遺作《異度空間》值得無神論者一看。有人不敬神仙佛道,不信妖魔鬼怪,但不表示他不受其制約甚至操縱。
韓寒沒有忘記造物者,也知道他公平,但願韓寒在繼續代言時還能想起自己轉生上海的因緣,不行的話還可以藉助催眠術。登上人生的第三層樓,才是轉世為人的真正目的。
2012年首發《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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