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漢奸？（錢鐘書—魯迅—汪精衛）

１

據說錢鐘書在婉拒外界打擾時，把自己的作品比做蛋，表示吃蛋不必看下蛋的雞。這也曾是我對外界的態度，但我買蛋時，卻首先要看蛋是哪種雞下的？當今世界上至少有四種雞下蛋：有的被關在籠子里，吃的是含激素的飼料；有的雖吃含激素的飼料，但被關在可以活動的雞圈裡；有的既允許在小範圍內活動，又能吃不含激素的飼料；有的則可自由活動，四處覓食，自然下蛋。

錢鐘書的比喻讓我聯想到在“黨天下”的大陸人多半與前兩種雞的生活狀況差不多，他們能夠給人提供什麼蛋，可想而知。所以，即使是陽光男孩也難免魯迅陰影。我也在中共的思想牢籠里關了22年，出國後，尤其是“六四屠殺”後，才意識到自己被中共通過學校灌輸的毒素。也因此在2002年以前我很少讀中文書。

沒想到我居然響應了魯迅在1925年回答一家報紙向他徵求十部青年必讀書時發出的號召：“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而魯迅在日本留學時作為班上的差等生沒有受到藤野先生的歧視，就因為這位日本人推崇中國文化。崇洋媚外的魯迅思想自然會受到有識之士的抵抗。可惜在國際共運包括國際共特諸如史沫特萊等的推動下，魯迅被吹捧成“革命導師”、“民族戰士”，因而誤導了幾代中國青年。我雖然看不上魯迅及其受害者比如丁玲等的中文書，但我讀的外國書里不少是有關中國及其文化的著述。

更沒想到在中文網上以《魯迅：漢奸還是族魂？》吸引了我的清水君（黃金秋）會在2003年學成歸國時，被中共非法綁架，並在關押一年後被判12年徒刑。而2005年一位也是魯迅對頭並發表《我看魯迅》來支持清水君和我的民運志士被關進了中共用來迫害他的第18所監獄。

清水君等民運志士都滿懷愛國激情，與憤青不同的是他們能分清中國和中共，而且因愛國而反共。我沒有愛國激情，但愛文惜才，尤其是清水君這樣的“愛和勇氣的化身，人類良心的捍衛者”。大陸同行們所受到的迫害激勵我把對他們的關愛化做清除“五四”以來魯迅和中共流毒的動力。因為當年就是以魯迅為首的五四知識分子為國際共運顛覆中華民國開闢了思想通道，把李慎之等中華兒女領上了賊船，並認賊作父，墮落成馬列子孫。否則，有“被迫害妄想症”的魯迅所臆造的“鐵屋子”不可能在神州大地變成現實。1949年後，中華兒女全都被迫接受逆天叛道的馬列主義、魯毛思想，以致與天地人鬥成為“新中國”人的特色！

連錢鐘書和楊絳這種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知也染上了中共特色。錢鐘書居然一度動手打人，楊絳則在事過多年，丈夫離世後，一個人因此挑戰兩位當事人，有關這一“文攻武衛”的報道甚至上了留德學人報。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本來我從未重視錢鐘書，是標題為《一對精緻和麻木的“大師”—　再說錢鐘書和楊絳》的文章讓我想起了他。我覺得作者對錢鐘書夫婦要求太高。錢鐘書夫婦沒有憂國憂民的胸懷，沒有為民請命的膽識，外人可以期待，但無法強求。他們不曾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出力，只因留戀中國文化包括中餐他們留在了大陸並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但他們不曾真心擁護過中共，所以不會因向共黨交心，而被打成右派，雖然他們還是免不了勞改和受辱。盡管如此，他們不失本色，不慕名利，榮辱不驚，鑽研國學，碩果纍纍。更何況他們見證了高知1949年前後的不同經歷，讓我們目睹中共如何控制和迫害高知以及他們的苦難和對策。總之，我無意苛求錢鐘書夫婦，而是有心譴責用語言暴力幫助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魯迅，因為這個充滿仇恨的壞蛋誤導了以李慎之為代表的新青年、以余秋雨為代表的造反派，以張承志為代表的紅衛兵和以方舟子為代表的憤青等幾代中國人，並繼續象自以為與他心靈相通的毛澤東一樣欺騙著不明真相的世人。

２

2003年上網後，有兩年多的時間，我一有空就研讀關於魯迅的言論，並與不少獨知就魯迅及其影響進行了交流。我很高興，越來越多的中華兒女認清魯迅與毛澤東都是歷史罪人，其中一位在遭受文字獄後，對魯迅表示懷念的大陸同行，在我向他提出疑問後回答如下：

我對魯迅的很多思想和觀點是極不贊同的，我對他的贊同只限於他的那種批判精神和勇氣。……為了不讓別人覺得我是“死不改悔”，我才披上了“魯迅”這張虎皮。非要說“懷念”，我只能說我懷念魯迅所處的那個時代，因為魯迅的作品在當時還能在國內發表，而且沒有我這種遭遇，從這個方面講，魯迅比我幸運得多！魯迅雖然不乏對當局的批判和漫罵，但他的大多數作品所流露出的仍是對底層民眾的憤怒，我很不屑於把批判的矛頭老指向普通老百姓的文人。中醫講究“治病治根本”，在政治制度沒有實現民主的情況下，在統治階級推行愚民政策的時代，普通老百姓註定不會有太高的覺悟，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太苛求。相反，知識分子倒應該主動承擔起推動社會民主自由的責任，所以說，魯迅對中國的文化發展並沒有起到作用，甚至於在他的帶動下，導致了“五四”後對傳統文化的空前破壞，從這一點上講，毫無疑問魯迅是歷史的罪人！

共產黨之所以把他的位置提得這麼高，並不代表共產黨就真心實意地認為他偉大，對於共產黨來說，魯迅也只是一個為其所用的棋子，因為要實現文化上的專制，必須先將傳統消滅殆盡，而在這一點上，魯迅恰好和共產黨合拍。魯迅在文學上是以一種另類的形象出現的，他的很多觀點雖說錯誤，但他的批判精神卻沒有多少人有，別說要批判當政者，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在到了傳統道德所要求的應該做的事情或者應該說的話的時候，他們也會很自然地保持沉默，他們會自己美其名曰“世故”，我覺得這是一種麻木。很可笑的是，現在的中國社會還會象毛時代隔三差五地號召一下學雷鋒，今年也不例外，這其實就意味著傳統的凋零，因為中華民族向來就有著很多很好的人文傳統，助人為樂就包含其內。從當今社會道德極其墮落的情況看，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切偏執地用文字或者行動鞭撻過，破壞過傳統文化的人，都應該對今天的惡劣後果負責。……

以上是我對魯迅的真實看法，所以我能很容易地接受您對魯迅的批判就不足為怪了。在學校讀書時，基本上每一年的教科書上都能讀到魯迅的文章，而且都是作為重點課文來講授的，我讀書時很調皮，可能是出於對那種應試教育的本能抵觸吧，我幾乎沒有覺得哪個現代作家很優秀，即使有的作家本來很優秀，因為在現實中常常被人為地神化，我也就自然對他們產生反感。所以我讀書時最崇拜的作家還是古代的，如唐宋八大家之類的，從他們那裡，我才能真正找到一種在文化上的自豪感，才能看到祖先們的錚錚鐵骨和中華民族的不屈脊梁，和他們相比，現代和當代作家，尤其是國內的，絕大多數是墮落的，他們成了政治的附庸，他們的靈魂幾乎被權力和金錢淹沒殆盡！有很多人總是人雲亦雲地罵封建社會的不是，實際上，我們需要繼承封建社會的東西太多。當然，還是有很多作家能讓人看到民族的希望，就象您以及其他喜歡在海外發表獨立意見，進行自由寫作的人，不過，只有等到您們成為文化主流的那一天，中國的文化才能算復興的起步，文化要達到春秋戰國和盛唐時期的那樣的繁榮程度，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之所以在此公開這位“懷念魯迅”的大陸同行私下對我傾吐的高見，不僅僅是因為他與我的立場相似，而是因為他不敢也不能在他名下發表這樣的真實想法！他，一位八十年代生人讓我深感後來者居上，因為另有五十年代生的名士只認識到“魯迅對儒學的批判是連孩子一起潑了洗澡水，採取了全面否定的態度，特別是倫理道德部分，本來是維護基本人性的，這部分被否定了，對中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破壞就嚴重了，而中共恰恰是繼五四以來，極力破壞中國人思想道德中這一文化根基的首惡。”雖然如此，他卻難以認同魯迅與毛澤東一樣罪大惡極。

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我才意識到大陸同行迫於強權可能會打著魯迅反魯迅。當然還是有人靠魯迅吃飯，認魯迅作父。對此王朔斷言：倘若魯迅此刻從地下坐起來，第一個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魯迅飯的人臉上，第二個耳光就要扇給那些“活魯迅”、“二魯迅”們。王朔沒有誇張，各方面的史料包括“左聯”的鬥爭史證明魯迅確實稍不如意便會狠狠打擊推崇他的晚輩比如施蟄存。魯迅隨手扣在施蟄存頭上的高帽子“洋場惡少”象一座大山壓了施蟄存一輩子。不知施蟄存為此挨了紅衛兵多少耳光？

我認識王朔的德文翻譯，也曾讀過王朔的名作，他給我的印象不錯。我覺得一個一直生活在“黨天下”的作家能夠達到王朔的水平難能可貴。他不愧為一個暢銷作家，他的《我看魯迅》很有感染力，我讀後立即選入我一度接管的民運刊物《中國之春》的網路版。此文生動描述了這位作家如何在鋪天蓋地的魯迅崇拜中一路走來，直到成名成家，才發現真正的魯迅原來比自己矮小。王朔也是五十年代生人，我則是六十年代生人，在大陸時，除了在學校被迫學魯迅外，我的成長道路上沒人崇拜魯迅。當我在異國他鄉再見魯迅時，我不僅是魯迅詆毀的中國文化的提倡者，更是吹捧魯迅的共產黨的反對派。

我理解王朔這樣的大陸作家對魯迅的反省，不解好些受中共迫害的讀書人為何還“摯愛”魯迅，更難以默認那些抹黑傳統文化（儒釋道）的魯迅迷。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亞獲得博士學位後回上海的朱大可也註意到魯迅崇拜思潮並表示：“毫無疑問，二十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普遍的魯迅崇拜思潮，實際上就是對仇恨話語以及暴力話語的崇拜，它的殘酷性被掩藏在文學和社會正義呼聲的後面。而耐人尋味的是，正是知識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機構，才是流連於魯迅神殿的最虔誠的香客。不僅如此，在經歷過殘酷的政治迫害之後，甚至在徹底放棄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後，他們也依然保持對魯迅的刻骨銘心的忠誠，全力捍衛這一二十世紀最堅硬的道德偶像。”

朱大可這篇題為《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的文章論證了毛澤東與魯迅的共性或曰流氓性，可謂與我不謀而合，不過史料只能證實魯毛都是負心漢，而不能說明劉和珍象許廣平那樣與魯迅有姦情。無論如何，我希望象朱大可這樣的海龜能折服更多的讀者！與此同時，一名視魯迅為美男的油畫家讓我想起了被中共指控為“漢奸”的民國四大美男之首汪精衛。

３

“黨天下”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給漢奸下的定義是“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我們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原指漢族的敗類）。而1980流亡法國的薑友陸曾發表長文《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共破壞抗日之分析　—獻給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此文綜合各方研究成果證明“中共賣命為蘇聯開展的蘇維埃化是名副其實的漢奸賣國行動！”

是共產黨投靠蘇共，顛覆汪精衛們經浴血奮戰在中國歷史上創建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由中共一手遮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為共和國，實為比滿清王朝還要專制和腐敗的獨裁政權。一來中共宣揚的是與中國文化（儒釋道）背道而馳的馬列主義，比雖留辮子但接受漢文化的滿清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大，二來滿清擴大了前朝的疆土，而中共既縮小了滿清的領土，又造成了國家的分裂，否則，怎會有台灣問題？

當初評介清水君文集時，我曾提到清水君有仇日的嫌疑，這是他還帶中共流毒的表現。我不僅反對馬列主義，更警惕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主義，因為中共一直在用這些主義欺騙人民，況且各種主義的信奉者往往忘記“人有命，國有運”的天理。我贊賞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文化的日本，反對破壞和篡改傳統文化並草菅人命的中共，因而對反共親日尊儒的汪精衛頗有好感。

我在網上查詢後，發現我並非第一個說汪精衛好話的人。見證了“六四屠殺”後，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並留在異鄉的林思雲所撰寫的《真實的汪精衛》用事實印證了我對汪精衛的好感沒錯。一位象王維一樣記得前世的奇才則發表文章真心懷念汪精衛，因為他在汪精衛的作品中找到了精神導師。

總之，汪精衛才貌雙全，智勇雙全。既然如此，我就把被中共分別貶為“大漢奸”的汪精衛與捧為“民族魂”的魯迅略作比較，以便讀者進一步認清魯迅乃中共偶像。畢竟我是世界公民，可以不受中共的迫害，可以接觸各方面的信息，可以面對良知，暢所欲言。就是說我比錢鐘書幸運，可以自由活動，四處覓食，自然下蛋。

在我看來，魯迅之所以在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識破共產黨的邪惡而開始反共後，還更加親近並積極支持共產黨，是因為他也象馬克思和毛澤東一樣是個狂妄自大的失意者，而汪精衛是位內疚神明的得意者。

汪精衛尊儒，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日本法西斯分子挑起中日戰爭後，汪精衛最初堅決抗日，但在他認識到張學良等的軟弱無能和共產黨的險惡用心後，便開始尋求與日本友人合作，開展和平運動，以防止中共在蘇共的支持下顛覆中華民國，堪稱先知先覺。而蔣介石要到了台灣後，才“檢討對中共認識不透徹，誤以為中共畢竟也是中國人，面對民族危難，總不至於真的……，所以未下決斷清除之。不成想養虎終於為患、釀成國家、民族之大悲劇。”

汪精衛的先知先覺可以從各方面的史料得到證實，比如在汪精衛政府內竊取要職的共特李時雨在老來接受訪談時，表示汪精衛曾對部下說：“這次和平運動是救國，關鍵是解決好中日關系。現在的形勢說明中國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後只能是國民黨垮，中國最後歸共產黨；退一萬步說，假使日本失敗，國民黨也要垮臺。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我主張與日本講和是給全國做個示範，內則完成中華民國建設，實現國父孫中山之遺願，外則負保東亞之責，實現國父之大亞細亞主義。當前是要把國民黨失敗丟掉的地方收回一點，盡快實現還都組織政府，進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國。”

“我們要把國民黨丟失的要回來。蔣介石也並不要一直打下去，我們也要和他合作。我們和日本訂了和平大綱，原則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中國真正實現和平兩年後，日本撤兵。當然這個目標實現要有很多周折，我們要努力爭取。”

“日本內閣是要和平的，在外的軍人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瞭解他們政府的意圖，也能逐步瞭解我們的和平運動。”

“中國漢文化博大精深，有幾千年歷史，日本到中國來，慢慢地一定會被中國文化同化。遼金元清進入中原，到最後還不是歸化，被我們同化了。”

“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們不是賣國，而是真正的愛國，我們不能眼看中國共產黨坐大，把中國引向滅亡。”

“我叫什麼賣國，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個人的歷史、名譽，我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從重慶回來，從日本人手裡把中國領土拿回來。我們發揮了緩沖作用，有了我們，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們這是真正的救國。中國打不過日本，這是最好的選擇。”

李時雨於1931年23歲時加入中共，想來他也象李慎之一樣受魯迅誘導而上了賊船。1939年他被中共派遣參加汪精衛召集的第六次國民代表大會，從此擔任汪精衛政府的立法委員等要職，同時暗中破壞汪精衛從事的和平工作。李時雨受共產主義美麗謊言的誘騙而違背誠實是做人的起碼道德，在中共顛覆了中華民國後居然當過北京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無神論者領導宣揚有神論的佛學院只能是自欺欺人。況且佛門的一大戒律就是不撒謊！李時雨這種騙子當然不會贊賞汪精衛，盡管如此李還是在訪談中表示：

“汪在別人講話時細聽，不急於回答，答時總以商量口氣，常說：‘對不起’，‘你看怎樣’，力圖給人很客氣、很誠懇的印象。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我感到汪活動的最大特點是兩個。一是抓住國民黨的旗幟不放，言必稱國父，就是孫中山如何說的，好象他的一切行動都是照孫中山的意見辦的，對於沒有政治信仰、沒有理論修養的人有一定誘惑力、欺騙性。二是反共，他對中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最仇視。言談間對蔣個人不攻擊，說到蔣總是稱蔣先生、蔣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給人一種對蔣留有合作餘地之感。”

李時雨自己被閻錫山視為九尾狐狸精的共匪所迷惑，墮落成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騙子，還自以為有“堅定的政治信仰”，真是可悲可嘆！要知道汪精衛在無法說服蔣介石後，從重慶出走，以便曲線救國時，險些被蔣介石暗殺，然而他卻不記恨並以德報怨，以禮相待。汪精衛的高尚品質，民主作風和領袖風範在中國現代史上極為罕見，而這就是他與“假、惡、鬥”的中共勢不兩立的原因。

從史料來看，在蔣介石的重慶政府、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和毛澤東的蘇維埃政權並存的二戰時期，汪精衛領導下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狀況最好。從我目之所及的有關三人的史料出發，無疑汪精衛最符合“仁義禮智信”的中華美德。是汪精衛在奉行以民為貴，以和為貴的儒家思想，是汪精衛在推行“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毛澤東則在1964年接見日本社會黨人時暴露了中共的汗奸嘴臉，他說“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2萬5千人軍隊，打了8年，我們又發展到120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

為了“驅除韃虜，還我中華”，汪精衛年輕時，勇於以自己的生命喚醒民眾，留下一首現代“正氣歌”—《慷慨篇》。在汪精衛因大義凜然被清政府免於死刑後，他在監獄中與愛慕英雄的陳壁君譜寫了舉世無雙的生死戀。當汪精衛獲釋後，他倆實現了彼此的諾言，締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婚姻，並淡出政壇，因為汪精衛樂於功成身退。而當袁世凱復闢、蔣介石專權引起民怨時，汪精衛便聽從召喚復出。

為了“驅除馬列，保住民國”，汪精衛不怕因主和而挨罵被殺。事實上，他也因主和而險些丟命，並最終死於槍傷留下的後遺症。汪精衛在陳壁君的支持下為實現“平等、自由、博愛”與“和平、反共、建國”的理想而敢於忍辱負重，甘當“漢奸”。汪精衛因此“殘軀付劫灰”，陳壁君則因不承認丈夫有罪而寧可在牢中喪生。

魯迅年輕時，藉口家有老母，拒絕投入“驅除韃虜”的民主運動。他不敢象汪精衛一樣退掉包辦婚姻，而是陽奉陰違，娶妻後不把妻當人看，並用文字私怨公泄，遷怒於身邊的一切，尤其是中華民國和中華文化包括中醫。無辜的妻子被歧視20年後，被他因二奶而拋棄。但魯迅不離婚再娶，而是在私生子曝光後，遭到世人譴責時，寫下“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語！

對此在《魯迅全集》的陪伴下考上博士研究生，現已成為暢銷書作家的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表示“一個號稱為國民解放而奮鬥了一生的人卻以他的一生壓迫著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給朱安帶來的痛苦，使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壓迫者。”葛紅兵再次證明不用出國留學，只要勤於思考，也能走出思想牢籠。他還認定“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相信過民主，在他的眼裡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對胡適等的相對自由主義信念嗤之以鼻，因為他是一個徹底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文革中紅衛兵那種造反有理的觀念正是這種思想的邏輯延伸）。”

我最高興的是發現象我一樣身在海外卻思念故國的林思雲面對中文界的罵風，也把矛頭指向了魯迅並表示“中國文壇現在的罵風，不能不說是受到魯迅等罵派文學很大的影響。”他還把魯迅1925年的號召改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魯迅的書，少看魯迅的書，其結果不過是不能作罵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思”，不是“罵”。

比較魯迅或曰“五四”前後的中文文風我十分贊成魯迅的同代人錢杏（筆名阿英）所說魯迅就是“一種含血噴人的精神”。

汪精衛與魯迅，都留學日本，前者在二年時間里便以高分畢業並獻身創建民主共和國的偉大事業，後者卻在日本逗留了八個年頭，一事無成，連文憑也沒得到，但回國後卻能享用新生的民主共和國帶給他的勝利果實，可惜他卻濫用言論自由……

汪精衛與魯迅都算親日派，但於國於民，於公於私，誰敢於擔當？誰於國有功？誰是為民獻身的美男？誰是誤人子弟的漢奸？難道還不一目瞭然嗎？

2005年8月寫於萊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