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青年”胡蘭成與蕭軍

引子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來臨了。身在科隆鬧市區自然也被節日氣氛所籠罩，雖然對我而言節假日和工作日並無區別，我都要念經煉功，讀書閱人，會客訪友，寫詩作文……每天一晃就過，轉眼就是一年，自從上網以來，時間過得更快。

二零零三年，我開始特意為中文網撰寫文章的目的是想把我在自由中獲得的個人見解與同胞們分享，希望有助於失去自由資訊的同胞們看穿中共的騙人伎倆，看出中共黨文化與五四“新文化”一脈相承。在過去幾年的文章（比如《我看五四》、《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中我已闡明左右“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不是什麼“五四先賢”，而是民族敗類、文化殺手。

“五四以來的文化人雖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對時局的影響力。他們自己知識沒有一個歸結，情緒不得一個安頓，還來搖動一代的人心，被共產黨利用了而不知。”這是浸泡在五四“新文化”中的胡蘭成(1906-1981)道出的史實。《我看五四“新女性”（從張愛玲到蕭紅）》已指出張愛玲與蕭紅的墮落與其推崇胡適和魯迅密切相關。在此我想再以胡蘭成和蕭軍(1907-1988)為例，證明五四“新文化”確實誤人子弟。

如此“金童”

“金童擎紫藥，玉女獻青蓮。”是我找到的金童和玉女的最早出處，毫無疑問它是道家用語。然而經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傳統文化（儒釋道）遭到破壞，其用語則被庸俗化。胡蘭成不僅自視他和張愛玲為金童玉女，還在談及五四運動時表示“五四時代的青年便像這樣的是金童玉女。”胡蘭成對五四青年的看法與中共筆桿子幾乎沒有區別：“他們廢棄文言要白話，破除迷信要科學，反對舊禮教而要男女自由戀愛。”胡蘭成也象早期中共黨員一樣把“自由戀愛”發揮到了極點，因為他們根本不守任何道德規範。

胡蘭成在自傳中承認“我是陋巷陋室亦可以安住下來，常時看見女人，亦不論是怎樣平凡的，我都可以設想她是我的妻。”這和一條見母狗就上的公狗有何區別？而人和動物的區別本來是講人倫，有品位！胡蘭成的才華就在於能把無恥寫成有情，無義寫成有理。

自視天才的張愛玲卻要與這樣一個於女人“好歹不論，只怕沒份”的蕩子“簽訂終身”豈非自找苦吃？吃夠了苦頭的張愛玲後來在其相當於自傳的《對照記》中壓根兒不提胡蘭成，但胡蘭成卻一有機會就提“愛玲”，絲毫不避想借張愛玲之名推銷自己的嫌疑。在其自傳中更是大談“愛玲”並恬不知恥地寫道：“我們兩人都少曾想到要結婚。但英娣竟與我離異，我們才亦結婚了。是年我三十八歲，她二十三歲。我為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沒有舉行儀式，只寫婚書為定，文曰：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上兩句是愛玲撰的，後兩句我撰，旁寫炎櫻為媒證。 

　　我們雖結了婚，亦仍象是沒有結過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點因我之故而改變。兩人怎樣亦做不象夫妻的樣子，卻依然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

文中提到的英娣是歌女，她面對第三者張愛玲的態度不象一般的妻子，比如誓死不離婚的汪東秀（胡適妻）。按照胡自己的披露，張愛玲可能算他的第四任妻子。總之，身為有婦之夫，胡蘭成沒有任何約束，無論什麼樣的女人只要於他有用，他就會加以引誘並好意思公諸於眾：“與秀美結為夫妻，不是沒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見我不老實。”逃到日本後，面對一個受丈夫冷遇的女房東他也乘虛而入：“一枝傍著我坐，我的手指搭在她露出的臂膀上，自己也曉得壞”。

簡言之，胡蘭成比陳獨秀、魯迅和胡適更為惡劣和無恥。因為五四狂人雖然嫖妓，與人通姦，誨淫誨盜，但還有所顧忌，不敢象胡蘭成這樣將醜行寫出來賣弄，並聲稱“原來人世邪正可以如花葉相忘，我做了壞事，亦不必向人謝罪，亦不必自己悔恨，雖然慚愧，也不過像採蓮船的傾側搖蕩罷了。”

胡蘭成還象魯迅一樣評價“白蛇娘娘”並表示“要我做寧可做妖。”而馮夢龍所著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本是警世寓言。但魯迅胡蘭成等卻把警世寓言變成了言情小說，顛覆了故事的寓意，從而使其喪失了警世作用。法海和尚不容白蛇和青魚以色相迷惑許宣，而白蛇和青魚在法海和尚面前就象白骨精見了孫悟空，因此二妖得以被鎮壓在雷鋒塔下。認同妖怪的魯迅胡蘭成算什麼呢？但願讀者明辨正邪！

不過，胡蘭成自己也斷定“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依我來看，胡蘭成的表現與五四狂人創建的反道德的“新文化”密切相關，要知陳獨秀敬告青年的六條諸如“實利的而非虛文的”人生準則與古人遵循的“仁義禮智信”，古人看重的氣節與大義背道而馳。所以，當汪精衛主張接受日本近衛首相提出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搞“曲線救國”時，胡蘭成可以搖旗吶喊，但當陳壁君寧坐牢也不認罪時，胡蘭成則可以寫出中共筆桿子趕不上的媚共文字：“……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解放軍渡長江，毛澤東的總攻擊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見周武王誓師孟津當年。”“解放初期，真的迢迢如清曉。我在《山河歲月》里所寫的，一旦竟有解放軍來證明，私心幸喜。我知道民間起兵有這樣好，果然給我親眼看見了。秧歌舞是黃帝的咸池之樂，周武王的大武之舞，漢軍在九里山的遍地楚歌，與秦王破陣樂的生於今天。十月一日共產黨國慶節，溫州閱兵，所有組織都到，所有秧歌舞及綽龍舞獅子拋彩瓶俱全。抬著毛澤東的照片游行群眾的隊伍，共產軍的隊伍。看了那軍容與武器，真真叫人感覺大威力。”

胡蘭成大談的張愛玲在中共奪取政權後寫的《小艾》、《十八春》則與紅色文藝作品無異，但當她得以抵達香港後，便寫出堪稱反共小說的《秧歌》與《赤地之戀》。

胡蘭成和張愛玲都生長在五四“新文化”中，都推崇胡適魯迅，也都沒有做人的原則和文人的風骨，而是隨機應變，既可擁共又可反共。

胡蘭成的文風讓我想起余秋雨，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都能嫻熟地借中華文化的表象來掩蓋自己違背“仁義禮智信”的本質。遺憾的是六四屠殺後胡蘭成隨著張愛玲在中文界走紅，成為麻醉世人的精神商品。

“魯門家將”

如果不是獲知“首都文學界紀念著名作家蕭軍誕辰100周年”，中共現代文學館也在搞《紀念蕭軍誕辰百周年展》的話，我不會專門評介這位有“強盜的靈魂”的“魯門家將”。但既然蕭軍現在又得到中共的吹捧，那我就有必要把對他的看法公之於眾。 

蕭紅說：“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們男子為什麼那樣大的脾氣，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而蕭軍則告訴友人：“她在處世方面，簡直什麼也不懂，很容易吃虧上當。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而這兩個同居了六年的“革命伴侶”都以魯迅為導師！據稱蕭軍曾問魯迅： “我這野氣要不要改？”魯迅則回答 “不改”！

兩蕭在魯迅病死後都成為中共借美化魯迅為“民族魂”來爭取民心的工具，雖然在兩蕭吹捧魯迅的文宣中不實之處信手可得。比如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蕭紅聲稱於三五年十月一日跟魯迅夫婦長談關於偽滿州國的事情，“從飯後談起，一直談到九點鐘十點鐘而後到十一點。”但魯迅當天的日記卻說：“夜同廣平往光陸大戲院觀《南美風光》。”

無論如何，兩蕭確實與魯迅臭味相投。三五年，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就是在魯迅的資助下以“奴隸叢書”之名出版。（這證明在中華民國有出版自由。）也是那時，他們開始分別以“蕭紅”、“蕭軍”為名，據稱含義為“小小紅軍”。因此，我猜測真正的出資人應該是蘇共，畢竟當時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一直在中共的領導下配合中共蘇維埃政權的需求搞紅色宣傳，而《生死場》和《八月的鄉村》都可看成“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前者污衊“舊社會”，後者宣傳中共抗日。

十八歲的張春橋（1917-2005)在讀了《八月的鄉村》後，撰文批評為其作序的魯迅無原則地吹捧一本不真實的書。魯迅則當即回以《三月的租界》，而蕭軍也寫了《有所感—關於一本“不夠真實的書”》加以反擊。（想來張春橋自此秉承魯迅作風。）在外敵入侵時，文人尚且投筆從戎，而軍校出來的蕭軍不在東北抗日而是攜帶女友到上海投奔魯迅當然應該受到質疑。事實上，在國民政府的五次圍剿中，快要被殲滅的共匪正是因日本入侵才借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激情，靠共特慫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而獲得生機。魯迅死後，蕭軍更是與在日本加入共黨的胡風一起以魯迅為幌子，繼續在抗日後方從事抹黑中華民國的紅色宣傳，直到國民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他才回到東北協助中共搶奪勝利果實。

四二年毛澤東第一次整治紅色筆桿子時，蕭軍就在延安，其女兒聲稱：“毛澤東致開幕詞後，請我父親第一個發言……”想來蕭軍離了中共就無法存活，否則，很難解釋他居然會在親歷王實味被整後還留在中共隊伍里。總之，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他才隨同周揚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了赴東北搞紅色宣傳的旅程。

一年後，中共東北局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這之後，東北局書記彭真安排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等作了六十多場演講，幫助中共欺騙群眾。

四七年初，在中共東北局宣傳部支持、資助下，蕭軍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 創刊《文化報》任社長與主編職。

志得意滿的蕭軍在四八年致信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

凱豐同志： 多少年來，我留在黨外，這決非從任何個人動機出發，而是從革命客觀需要出發 — 這是我個人的認識 — 幾次和彭真、毛澤東以及其他同志談到入黨問題，我在堅持這看法的同時也覺得自己思想、感情還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

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 — 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請你轉達東北局，如何考慮給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轉達並托他口述一切。此致敬禮！

蕭軍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證明蕭軍確實象魯迅一樣以作家的身份在黨外為中共搞紅色宣傳。而每個媚共擁共的文人都會遭到惡報。如果不是早死，就會遭受迫害。蕭軍也不例外，他的上述入黨申請不僅未得到許可，相反，還被扣上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三頂大帽子，在全東北“解放區”內遭到點名批判。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他也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礦山“體驗生活”。

從此蕭軍就過上了在“萬惡的舊社會”不曾有的苦日子。尤其是在文革中他和他的家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他和他的妻子王德芬被抄家、毒打、關押、勞改、批鬥、示眾；他的大兒子蕭鳴脊椎被打裂，昏死時被送到火葬場，幾乎被火化；他的大女兒蕭歌被工廠開除，不得不露宿街頭；他的二女兒蕭耘，原是小學教師，每天像動物一樣向兩千多名學生展覽，不許上班，不發工資，年已三十五歲還不準結婚；他的小女兒蕭黛，生性要強，被批鬥得精神錯亂，十七歲即身亡……”一直到七九年蕭軍才重見天日。

然而，三十多年的苦難卻沒讓蕭軍有什麼長進，他的“亮相文學”就是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魯迅之作。在當年的採訪中他還表示，“計劃寫一部魯迅書簡記”。蕭軍剛享了不到三年的特權就又開始搞紅色宣傳，於八二年寫出如下黨八股：“我們能有今天的局面：祖國獨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以及開始走向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 ……的社會制度的現實大路上，這是來之不易的！……那種永遠也得不到滿足的自負的尾巴也可能會翹得要低一些，或者狠一下心自己動手割掉它，總的說來人民並沒有虧待您！…… 一切以人民革命利益為依歸。”

中共現代文學館卻在《紀念蕭軍誕辰百周年展》中把蕭軍美化成“一個倔犟的靈魂”，哈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於萊茵河畔

自由聖火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