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比魯迅正派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屠殺後，遠在德國的我在悲憤中不得不問為什麼？23歲的我還找不到答案，但堅決否認導致“共和國衛士”屠殺愛國學生的是“中華文化”，盡管德國漢學系教授顧彬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找到了佐證。從此因六四而登上詩壇的我開始與顧彬及其推崇的五四狂人唱反調。“詩人”一詞在我看來就足以透露中華文化的神根。按照說文解字，“詩人”本是歌頌（言）神靈（寺廟）的人。“詩歌”則是贊美神靈的歌曲。東西方的古詩人和詩歌莫不如此。

生長在中共國的我被剝奪了接受中華古文化熏陶的機會，四書五經我沒見過，好在到德國後有幸讀《道德經》，而它曾是我的創作源泉，也因此我這個生活在西方的東方人在德文詩集和詩評中宣揚敬天尊命愛人無欲。2004年德語詩圖書館在編著一本意在“把當代德語詩歌的質量保存下來並把它當語言寶藏傳給後代”的詩集時選用了我的一首四行詩，大意是：

不可見的

我能見到

並以微笑

顯在人間

中共可以借魯迅等筆桿子一時抹殺中華文化，“打倒孔家店”，但被暴君冊封的“現代聖人”魯迅豈能取代先賢推崇的孔聖人？中共能夠利用魯迅，是因為他和中共方向一致，都既違背東方傳統文化，也不合西方現代文明。比魯迅有名的作家1949年前有的是，毛澤東沒有相中別人，包括曾關照過他的胡適，就因為魯迅不是什麼人道主義者，而是一位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這之前我雖這麼想，但顧及大陸讀者的感情還不曾這麼寫。然而一位大陸記者在採訪一位仍健在的魯迅同代人時卻表明這一觀點。讀了這篇採訪後，我專門給這位身在大陸卻有眼力的同行去信：“因為此採訪無意中證實了我上網這19個月來對魯迅的批判不錯！特此深表謝意!我雖也覺得魯迅有‘被迫害妄想症’，但還不曾在文中使用，這下有了使用的膽量。”

人如其文，心理醫生們甚至鼓勵患者們寫作，以用來診斷和醫治他們的病癥。我曾有幸就讀於一位心理學專家，他是唯一一名取得哲學系教授資格的德醫。我因六四而改攻哲學後，便認識了一位社科院公派的研究生。哲學系裡只有我們兩個中國女人，我一有機會就去串門。當她表示畢業後回大陸當心理醫生時，我還不太理解，因為我在大陸生活了22年，只記得上世紀70年代在雅安城裡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是大家公認的瘋子。而那位一個人每天掃院時嘰嘰咕咕，讓我小時十分納悶的“溫右派”，摘帽後也似乎恢復了常態，至少我聽說他結婚了。

學姐90年代初獲得博士學位後便按計劃返回大陸。我們失去了聯系，後來她的導師告訴我，她離婚改嫁一位德國人後定居柏林。看來她象我一樣都無法在“黨天下”實現自己的理想。能在社科院或北大呆下去的學者、教授多半是可以象富芳一樣黨叫寫啥就寫啥的筆桿子。富芳奉命批判的正是我推崇的中華文化的精髓。而從富芳的“名篇”來看他自己才是一個對黨“絕對服從”的“喪盡道義的騙子”。這種筆桿子往往象方舟子們一樣推崇魯迅，甚至愛用“落水狗”等魯迅詞匯。

上網目睹這種魯迅後繼者的表現後，我才明白為何學姐想當心理醫生。當我2004年重新聯繫上退休後被一家醫院聘請為醫生的老教授時，他表示我可以去給他當助手。我沒敢接受邀請，因為我知道不少心理醫生，沒把病人醫好，倒反映出病人的症狀。也因此我從不願接觸一看心理就有毛病的作家，魯迅堪稱代表。

如果不是大陸人被迫讀魯迅深受其害而不自知的話，我才不會研讀魯迅呢！好在已有大陸同行象清水君和我一樣開始反思魯迅，其中一位來信表示：“你反感魯迅？總算遇到知音了，我念完初中，頓覺老先生筆下陰鬱沉悶有餘而陽光朝氣不足，看他的文章，心情無論如何也好不起來。少年純真的我呀，不想過早陷入成人們的塵世紛爭。我更喜歡高山流水，鳥鳴花開。可憐的文明古國，西方的民主自由沒有學到，反倒丟根失本，幸而現在，迷途的人們開始反思，諸子百家的書也好銷起來。中華傳統文化不能丟！”

他、清水君和我都反感魯迅，但不影響我們針砭時弊。我們推崇中華文化，也同樣懂得民主自由。真正瞭解西方文化的中國人都不會否認自己的傳統。與魯迅同時代的中國人中有不少這樣的作家。楊絳夫婦就是他們中的名人。我真希望哪位大陸同行能採訪楊絳，以記錄下壽星對魯迅的評價。我只查到她對胡適的評價。在她的輕描淡寫中有心人能讀出她對胡適的輕視。胡適願給她題詩，她不領情。傳統的楊絳徒步觀賞古城，而胡適要騎驢招搖過市。楊絳是“三從四德”的名門閨秀，而胡適卻把離婚當家常便飯……

我非常感謝楊絳，是她用優雅的文字真實地記錄了與魯迅同時代的中華文人在1949年前後的思想和生活狀況。雖然我不喜歡錢鐘書的《圍城》，但不影響我從這本小說和別的非左聯成員的作品中確認1949年前的中國社會遠非魯迅所描述的“鐵屋子”。魯迅抨擊的多是正人君子，而他吹捧的“左聯五烈士”實為鼓吹革人命的劣士。對此90年代被迫逃離大陸的作家高爾品在黃花崗雜志上有專文論述。

楊絳夫婦明明通過英文書報獲知蘇維埃政權意味著什麼，但在國民政府撤退時選擇留在大陸，只因離不開中國的山水習俗，畢竟他們曾留學西方，嘗過海外游子的滋味，當然他們沒想到會被強迫“洗澡”，還會被打成“牛鬼蛇神”！然而有幸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楊絳夫婦不象那些筆桿子一樣能被中共挑起來互相攻擊，相反還更相敬如賓，自得其樂。楊絳甚至能把我曾體驗過的“元神離體”借用來描寫她被游街示眾時的心理活動，就是說她即使沒有特異功能，也知道元神離體的存在。我十分佩服楊絳能不卑不亢地把骯髒的公廁打掃乾凈，還能給後人留下堪稱一絕的歷史見證《幹校六記》。

大陸知識界的人們常問如果魯迅活到1949年後，會有什麼表現，我覺得魯迅不會和勾引他讓他拋棄糟糠妻的許廣平的表現有什麼不同，這對男女的《兩地書》原件表明他們算得上同病相憐。總之，我以為反共必須倒魯。從中共在魯迅死後便推出《魯迅全集》，就足以證明它是中共的思想根基，而身體力行愛國愛民（民主）愛人的清水君卻一回國便身陷囹圄則說明倒魯不易。

魯迅臆想出的鐵屋子和孔已己、阿Ｑ等宵小已在中共國不幸成真，這就是不少受中共迫害或者威脅的大陸作者視魯迅為知音並得到慰藉的原因。但這可謂飲鳩止渴。最能給人精神慰藉和力量的是古代和現代的聖經。如果不信神，也有別的作家可讀，比如龍應台。龍應台批判現實，但她帶著愛心，更不會惡意抹黑傳統文化。對中國的民間信仰比如“招魂”，龍應台表示不解，但沒有象魯迅那樣斥責信仰者愚昧無知，想來這位英語文學博士也知莎士比亞的警世名言：不要誣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則，你的生命將處在重重危險之中。褻瀆神靈而大折陽壽的魯迅在遺囑中更進一步暴露了他對人的猜疑和仇恨，這就是他留給自己妻兒和讀者的遺產！否則，我也不會給他貼上文化殺手的標記。

而楊絳的新作《我們仨》則應證了我的觀點：如果誰是中華文人，那麼他早晚都會象屈原一樣發出“天問”，只不過表達方式不同。龍應台叩問過，現在楊絳則說：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站在她們肩上的我已幸運地在遭江澤民焚毀的天書中找到了答案。

2004年初秋草於萊茵河畔